日本和亞洲“四小”作為國 際 產 業 轉 移 的 典 型 區 域 之一，分別在20世紀60、70年代和80年代創造了經濟成長的奇跡。作為承接國際產業轉移的目的國，日本和亞洲“四小”都經歷了承接勞動密集型產業，發展出口導向行業，發揮廉價勞動力優勢進行趕超的經濟快速增長時期；也都曾面臨勞動力成本上升帶來的貿易調整和產業轉移巨大壓力，這與我國的經濟發展起步和現階段面臨的困境，有相似之處，對我國的貿易轉型有啟示意義。
日本：雁行模式
二十世紀六七十年代是日本經濟高速增長時期；而第一次石油危機，國內市場飽和、勞動力供給緊張，工資上漲過快等因素促使日本經濟的外向型轉型。廣場協議后，日元大幅升值，價格優勢喪失給日本外貿出口帶來巨大壓力；90年代后，面對全球化競爭，國際間技術轉移速度加快、水平分工盛行，日本的經濟改革和調整面臨著巨大壓力。日本的產業升級和對外貿易發展過程中的經驗包括以下幾點：
第一，雁行理論和趕超模式。東亞地區這類后起工業國的經濟發展模式和產業轉移方式，形成了較為成熟的理論，稱為“雁行模式”。日本通過引進和吸收發達國家先進技術，使產業結構由單一化、低級化，向多樣化、高級化演進。通過動態的學習過程，發揮后發優勢，從最初接受轉移，到向外轉移和出口，日本經濟實現了“進口—進口替代—出口”的趕超發展，實現了從低附加值產品到高附加值產品的演進。通過吸引發達國家先進技術與承接海外產業轉移，80年代中期，日本的電子設備和家用電器等機電產品成為世界范圍內最具競爭優勢的出口產品，完成了出口商品結構從紡織品向資本、技術密集型產品的跨越升級。
第二，實施走出去戰略，擴大海外生產。二戰后，日本每一輪大的產業結構和出口產品結構調整都伴隨著產業的海外轉移。1985年西方主要工業國的“廣場協議”后，日元大幅升值，生產成本上漲，對日本出口導向型行業產生巨大影響，導致日本制造業大量對外投資轉移，海外生產逐漸代替國內生產，加速國內產業的衰退，進而改變了日本的進出口結構。20世紀90年代起，以日本紡織行業為代表的勞動力密集型產業和電子設備組裝工廠等開始轉移到中國、印尼和越南等東南亞國家，按照比較優勢的動態變化，代工產業依次轉移到亞洲四小龍、東盟國家以及隨后的中國沿海地區，形成了研發、開發在日本，生產在海外的分工格局。日本企業的“走出去”從最初追逐廉價勞動力，發展為市場導向型，建立海外生產基地，為日本產業結構調整帶來了機遇，日本成為東亞地區的領頭雁。
第三，產業多極化，增加高附加值產品。國際市場需求強勁，汽車和電子行業快速發展，主導了日本經濟的成長。然而，這樣的產業結構高度依賴外部市場，十分脆弱。進入21世紀，日本致力于構建國際協調型產業結構，由外需主導型轉為內需主導型，將過去以汽車、電子產業為主軸的“一級集中型”向新興產業和潛在增長產業共同發展的“多極型”產業結構轉移，縮小貿易順差；加強第三產業發展，以服務業和制造業作為日本經濟的雙重引擎，培育知識集約型和服務集約型的比較優勢產業。當前，日本以“世界創造中心”自居，希望成為世界新產業的技術領導者。
新加坡：向服務貿易轉型
新加坡從小小島國發展為全球第一大貨運碼頭，第三大外匯交易市場的繁榮城市國家，其產業升級和貿易結構調整經歷了從出口導向的勞動密集型產品、技術密集型產品到高附加值的知識密集型產品的轉變。特別是20世紀80年后，勞動力緊缺、工資成本上升、結構不合理等問題凸顯，新加坡進行了成功的產業升級和經濟轉型。
全球化視野下的“區域總部”戰略定位，加強大型跨國公司與本土企業的合作。20世紀90年代后，新加坡逐漸利用電子信息、IT產業配套生產能力強的特點，與發達國家進行水平分工，促使加工貿易向高附加值和高技術層次的水平發展，高新技術產品出口占總出口的比例超過70%。東南亞金融危機后，新加坡開始了全面的產業轉型，啟動創新驅動型經濟戰略，發展以生物制藥、新能源等高科技產業為核心的主導產業，加速發展知識密集型產業，實現了由制造業基地向研發中心、區域總部的轉變。
新加坡通過良好的吸引外資政策和配套服務，加強基礎設施建設，保證了大型跨國公司在本土生產和發展的穩定；并推出了商業總部計劃，獎勵并協助在新加坡注冊的公司或企業，將其技術擴展至本地區，提供商業、技術和專業服務，走商業區域化、國際化的道路；加強本土企業與跨國公司的廣泛研發合作，逐漸實現產業鏈的升級；大力培育本國企業的全球觀，鼓勵本地企業向國外發展。
發揮區位優勢，建設“復合型”區域經濟中心。20世紀70年代，新加坡重視發展資本密集型產品，用于應對全民充分就業、通貨膨脹壓力等危機。利用地理位置優勢及資源稟賦，新加坡著力發展煉油業，到70年代末，新加坡已經擁有荷蘭殼牌、美孚石油、埃索石油、新加坡煉油公司等四座煉油廠，成為全球第三大煉油中心。自由貿易政策和優越的地理位置，大大降低了貿易成本，新加坡成為東南亞重要的自由貿易港和物資集散中心。90年代后，新加坡依托多元化的產業結構，擁有在商業服務、金融服務、交通、通訊等行業的全球競爭優勢，將單一的轉口貿易港口，建設成為了東南亞重要的金融中心、運輸中心、世界電子產品中心和國際貿易中心。“復合型中心”成為新加坡這一城市國家發展的最鮮明特色。
加大研發投入，促進自主創新能力，加強研發和知識密集產業的投入，提高國際競爭力。新加坡政府重視增加研發投入，對傳統產業進行技術革新的同時，開拓前沿產業，通過經濟全球化，帶動企業向知識密集型產業的研發和創新。為應對亞洲金融危機，新加坡提出向“知識型產業樞紐”轉變的口號，提升制造業的價值鏈，把制造業從下游產品生產環節提升至研發、設計環節，成為新產品的開發者；鼓勵個人到海外投資，充分利用國外資源，擴大經濟腹地。另一方面，促進創意產業發展，加強對生物醫藥、信息產業等高級技術產業的基礎研究。數據顯示，最近10年新加坡逐步加大了研發投入，其研發經費支出水平已經達到了一般發達國家標準。
重視教育與人才培養。新加坡人稠地狹，自然資源匱乏，高素質的人力資源成為其經濟發展的重要優勢。新加坡政府高度重視人力資源的開發，推行“人才立國”，把人才戰略作為國家經濟發展戰略的一部分。為了培養高級技術人才，新加坡與德國、法國、日本等國家合作，成立了德新學院、法新學院、日新學院等培訓機構，保證其在機器人技術、工廠自動化、制造業技術、計算機硬件及軟件、計算機數控技術等行業的發展。新加坡還積極與海外高校合作培養國際商業人才；通過推出一系列吸引外籍人才在新加坡定居的計劃，吸引海外人才。
有特色的經濟園區制度。在吸引外資、人才培養和企業培育、海外擴張的過程中，新加坡通過經濟園區制度發展制造業是其特色的政策措施。新加坡經濟園區包括綜合型園區、科學園、商業園區、物流園區和特殊園區等。經濟園區內，監管機構間協作，監管內部流程簡化，政府有關的交易成本極低，給予外國投資者優惠的投資政策和寬松的投資環境，形成信息共享，提高政府辦事效率。園區內也形成良好的規模經濟與經濟發展空間。
韓國：企業集團化
韓國自60年代初開始由進口替代轉為出口導向型，是日本成熟產業的承接者；在七八十年代實行重工業化和高新技術化。實現了由勞動密集型、到資本密集型，資本技術密集型到高新技術產業的升級，并通過產業升級增強了出口競爭力。
20世紀80年代后，發達國家部分產業和生產技術向其他東南亞地國家轉移，韓國標準化、低附加值產品遭到中國與東盟國家更為低廉產品的競爭，同時韓國也面臨工資上升成本增加、產品競爭力下降問題，韓國適時進行了產業升級和貿易轉型。
首先，注重政府強有力干預和市場機制的結合。韓國政府以大規模直接投資或信貸擔保的方式，大量引進成套設備，在較短時間里，快速組建大企業集團規模經營，培育和扶持大企業打入國際市場。通過審批、土地使用、稅收、融資等補貼和優惠措施，大大降低了企業創立和經營成本，促成產業集聚，形成了韓國六大區域性產業帶，其中首都圈產業帶定位于全球知識經濟產品和零部件供應的中心。
其次，大型企業集團迅速成長，是韓國經濟發展區別其他新興工業化國家的顯著特征。20世紀70年代起，韓國政府采取各種財政、信貸、貿易等優惠措施，扶持了一批大型企業集團，促成以三星集團、S K集團、大韓航空、大宇集團為代表的一批跨國公司巨頭。大型企業集團的迅速成長，減少了資本的分散性和不節約性，提高了資本集中度，使韓國產品增強了國際競爭力，大壟斷企業的對內壟斷和對外向國際水平發展成為韓國經濟增長的重要源泉。1997年金融危機后，韓國利用收購的方式對造船業進行整合，現代重工成為造船業又一大財團。企業集團并購體現了產業鏈的整合和優化。
第三，產業政策與貿易政策相結合，以產業升級帶動貿易轉型。90年代后期，韓國確立了產業結構高技術化的發展方向，以大型集團企業為中心進行產業結構組織升級。大型跨國財團的運營有利于技術創新和擴大技術外溢效應，廣泛的跨國技術、研發合作，保證了韓國企業的技術進步和技術優勢，更有助于提高參與全球分工的能力，自主創新能力得到提高。21世紀，面臨著新的發展與競爭要求，韓國推出一系列新振興計劃，用于促進產業升級和貿易轉型。重點扶持精密化學、精密機械、計算機、電子機械、航空航天等韓國正處于引進或吸收改良階段的產業，促成以上產業成為韓國最大出口產業。在全球產業分工的大環境下，韓國將自身產業定義為全球產業分工整合者，朝著動態性、差異性、全球化以及軟性產業為骨干的方向發展。
第四，擴大技術外溢效應、建立自主品牌是實現產業升級的關鍵影響因素。20世紀90年代后期，為擺脫東南亞金融危機，韓國進一步實施“科技立國”戰略，促使知識、信息技術密集型產業成為韓國主導產業。三星集團最初為蘋果手機提供手機應用處理器和手機同步存儲器；根據ID C市場研究公司的報告，2012年第三季度三星智能手機全球市場份額達31.3%，出貨量超過蘋果的兩倍，實現了產業鏈某一環節零部件生產向全產業鏈延長的升級和轉型。韓國將技術引進和自主技術開發，在部分領域快速形成自身優勢，建立具有國際競爭力的戰略產業，以技術創新和品牌創新作為本國產業升級的基本內核，以高技術含量和高附加值產業為產業升級的主要方向，推出品牌差異化策略。
最后，對“夕陽產業”對外轉移并加以政府指導。80年代起，韓國面臨廉價勞動力供給不足，出口加工貿易逐漸失去競爭優勢，韓國企業也開始向國外轉移，到中國和東南亞地區委托加工，對外設廠。在煤炭、紡織等勞動密集型、資源密集型產業的轉移和轉型升級過程中，需要政府加強指導，實現“夕陽產業”的有序退出。
日本、新加坡和韓國在產業升級和經濟轉型上的政策作為，為我國外貿轉型提供了有益的借鑒，對我國如何從貿易大國向貿易強國轉變，具有啟示意義。這包括：第一，培育和打造中國自己的跨國公司以及本土企業，完成從低端參與型到自主主導型貿易的轉變；第二，對于勞動密集型的傳統出口產業，一方面推動其向產品鏈研發、設計和銷售等高利潤環節發展，另一方面要鼓勵其海外轉移和有步驟的退出；第三，中國外貿企業轉型經營自有品牌，重視產品差異化和產品創新，社會和政府應當為這些先進企業創造品牌經營的市場基礎和需求條件。
(作者單位：中國社科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