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堂吉偉德
年關臨近，在黑龍江省慶安縣打工的350多名農民工因無法拿到上千萬元被拖欠的工資款而無法返鄉過年。他們拿著按有紅手印的聯名討薪材料，不斷到縣政府等部門討要屬于他們的工資款。記者調查發現，當地監管部門在農民工工資保障金上玩“花樣”、使當事企業逃避監管；而主管部門更是違規發放施工許可證，將農民工的利益置于末端。（相關報道見今日本報8版）
討薪路之難，可以用“一把辛酸淚”來形容。有人為此而上演“跳樓秀”，有人為此而搞“綁架案”，因之造成死傷等惡性案件更是不在少數。正是因為其不僅關系到普通人的基本權利，關系到市場規則和社會秩序，并成為維護社會和諧穩定的一個重要因素，才使得討薪工程成為“總理工程”，也成了各級政府不折不扣的“政治任務”。
2012年，在十一屆全國人大五次會議新聞中心記者會上，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部長尹蔚民在回答記者提問時表示，到2015年將基本實現農民工無欠薪。據其介紹，2011年全國人大修法，專門把“惡意欠薪”寫入刑法后，各地向公安部門移送的有300多起，已經判罪的有7起。同時，為了切實保障農民工的權益，政府對此給予了兜底保護，一是對欠薪問題高發的建筑領域，實行工資保障金制度和總承包單位負責制，一旦發生欠薪，總承包單位要承擔相應的責任；在此基礎上，部分地方的勞動保障部門還建立了工資周轉金制度，當欠薪行為發生后，由政府建立的周轉金先予墊付，然后再進行處理。
與此同時，無論是保證金的事前防范，還是周轉金的事中處置，還是連帶追索的事后處理，公共部門在其間不僅扮演著決策者，還是執行者和監管者的角色，起著最后的防線作用。雖然用工方才是第一責任者，但在其無以履行職責的情況下，監管責任就必須補缺并發揮底線的作用。如果連把關者也毫無底線，并與違規者沆瀣一氣，在雙重失守的情況下，勞動者的權益就無以獲得保障，基本無欠薪的承諾也無以兌現。
再好的制度若是不執行也會成為擺設，再好的約束機制如果不履行就會成為紙老虎。雖然現實中，不乏實行保證金，銀行打卡直發等正面消息，不過諸如政府淪成欠薪“幫兇”的案例同樣不在少數。欠薪表面上看是社會誠信不足的問題，實質也是對公共責任是否履行到位的一種檢驗。欠薪問題高發，跟公共責任履行不到位有很大的關系，一些地方政府不僅是欠薪的“幫兇”，甚至還是直接制造者。比如前些年的三角債，很大一部分就是政府工程的支付力不足，欠賬較多所致。
而另一個原因則是，在“政績利益”的驅動下，一些地方的攤子鋪得太大，而政府財政又相對吃緊，或者超前發展的需要之下，對企業的違規行為給予放縱，預防和保障農民工工資的制度沒有落實，該扣保證金的不扣，該建周轉金的不建，既沒有對企業的約束機制，也沒有相應的應急和處置制度，農民工的權利保障力就此變得孱弱不堪，應有的政策紅利也在“上有政策，下有對策”中消失殆盡。
監管淪成欠薪“幫兇”是底線的失守，這比欠薪本身更難令人接受。若是底線無以固守，則“基本無欠薪”的承諾便無以實現，政府的公信也會因之而流失。其解決之道，除了要鞏固和補強現有的保障機制之外，更重要的是要盯緊權力的作為，讓其循規蹈矩固守本分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