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看到我拉提琴的技術差，但在民族化方面，可能是他可用的人才吧，就對我說：“你看是不是可以成立一個組織？這個組織叫什么呢？”我們當時年輕，有些自命不凡，說要叫什么學派。丁芷諾說，俄羅斯有俄羅斯學派，我們可以叫“中國小提琴學派”。意見匯報到院黨委書記孟波那里，他問：“你們的學派有作品嗎？有理論嗎？都沒有，那還是‘實驗’，就叫小提琴民族化實驗小組吧。”就這樣，在劉品的具體領導下，在孟波的指導下，于1958年8月9日，在上音大禮堂（現在的賀綠汀音樂廳）走廊上，決定成立小提琴民族化實驗小組。
既然我們要走這條路，怎么走？人才怎么用？劉品都有考慮。他對我說：我們挑人，首先要挑對民族化有積極性的，在提琴演奏上要有一定能力的（我是例外）。當時，我們要上課，要下鄉，再搞民族化，寫東西，事情很多。晚上太困了，我不抽煙的也要抽了。女孩子們如張欣，就用自來水澆澆頭。雖然我們有真情實感，但是不會作曲。寫到勞動號子時，就在琴上拉一個大和弦，十分幼稚。
當時確定的實驗小組成員有丁芷諾、沈西蒂、張欣，她們是當時培養青年小提琴家的苗子。提到俞麗拿，劉品開始說不能讓她參加。我問為什么。他說，我們除了民族化之外，還要趕超國際水平。俞麗拿外國曲子拉得好，就讓她專攻西洋提琴技術。當時我名義上是組長，其實是“傀儡”，整個計劃都在劉先生腦子里。他讓我與丁芷諾搞創作，演奏是沈西蒂以及后來的俞麗拿、沈榕。
俞麗拿是怎么參加進來的？就是8月9號決定成立實驗小組后，當天下午開會，俞麗拿因不是小組成員傷心地哭了，她說：“我不要照顧，我寧愿做一顆為民族化鋪路的石子，將來不能成名成家也絕不后悔！”我很感動，又不好說什么，就看劉先生的臉色。見他輕輕地點頭，我想他是滿意的，我就說：“那大家就同意了。”就這樣，俞麗拿進組了。
俞麗拿參加進來后，與我們一起在演奏民族化方面共同研究，但研究的骨干是丁芷諾，如某些滑音的指法是我帶進來的，由丁芷諾用恰當的符號在曲譜上表示出來。張欣和朱英負責理論，我們研究的成果，就由她們記入“實驗小組日記”的一個黑色本子中。可惜，“文革”中這本日記找不到了。這個小組麻雀雖小，五臟俱全。劉品提醒我們，實驗小組不能孤立，要團結廣大師生，即使有些人跟我們觀點不一樣。比如王緯一同學，他原來是懷疑我們的，但他后來寫的《梆子風》多好啊！譚蜜子同學的《江南好》、王家陽同學的《四季調》等都受到好評。
為了使作品更貼近群眾，劉品還組織大家開展有關“群眾音樂思維習慣”和“小提琴演奏上的民族風格”等主題的討論會甚至“辯論會”。通過這些活動，使大家逐步認識到要使小提琴“民族化”，不僅要有反映本民族生活的內容，還要盡可能在作品中運用人民群眾熟悉的音樂語言，以及探討使音樂語言更具有民族風格的演奏手法。這就為創作《梁祝》協奏曲打下了扎實的思想基礎。
劉品逼著何占豪創作《梁祝》
在國慶十周年之前，院領導和劉先生希望“實驗小組”在現有成績的基礎上，寫一首大型的小提琴協奏曲，去攀登小提琴藝術的世界高峰，向國慶十周年獻禮。雖然領導的期望給了我們重大壓力，但是“實驗小組”還是硬著頭皮上報了三個題材，供領導選擇。兩個現代題材：“女民兵”和“大煉鋼鐵”；一個古典題材：在弦樂四重奏《梁祝》的基礎上，寫一首大型的協奏曲。當院領導孟波同志富有遠見地幫我們選擇了《梁祝》題材之后，劉品先生立刻趕到上音師生正在藝術實踐的所在地———溫州，著手組織創作班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