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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與孫見喜和何丹萌由于性格和行事方式不同，一直沒有太多的交往，但是可以算得上是知根知底的朋友，過去也沒有什么如鯁在喉的隔閡，《文學報·新批評》的文章完全是就事說事。在這本書里我又多次拿他們兩人說事，也是出于無可奈何，出版后很可能還會對他們造成一些尷尬，內心里還是多少有點兒不安。本書書稿在交給出版社審讀時，編輯也提出最好壓根兒不要提孫見喜和何丹萌。但是，我覺得這樣做就成了無源之水無病呻吟，讓讀者看了莫名其妙，失去了我寫作這本書的一個重要目的。我想，與關系到中國當代文學史未來的真實可靠性相比，個人交情方面的損害畢竟是次要的。
總之，賈平凹值不值得加以研究，怎樣去研究賈平凹?這不是任何人說了就能算數(shù)的。如果要進行這樣的研究，就應當以平常心看平常人的態(tài)度去看賈平凹，既不能“捧殺”也不能“罵殺”。實事求是地肯定賈平凹所取得的文學成就，客觀地指出其思想和藝術上的局限性，這是每一個關心中國文學事業(yè)發(fā)展的人所期待的，也是為賈平凹在中國當代文學史上留下一個應有的地位的必要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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