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經典的意義在視域融合中生成，那么我們也就沒有必要去追問究竟哪樣一種意見是經典原初的意見。從共時的角度看，闡釋者的視域會帶有他的學識修養、審美期待、生活空間、文化傳統等方面因素，他獲得的文本的意義也就與他人不同；從歷時的角度看，闡釋者所處的時代不同、人生閱歷不同，經典的意義也就不同。魯迅在《花邊文學·看書瑣記》說：“譬如我們看《紅樓夢》，從文字上推見了林黛玉這一個人，但須排除了梅博士的‘黛玉葬花’照相的先入之見，另外想一個，那么，恐怕會想到剪頭發，穿印度綢衫，清瘦，寂寞的摩登女郎；或者別的什么模樣，我不能斷定。但試去和三四十年前出版的《紅樓夢圖詠》之類里面的畫像比一比罷，一定是截然兩樣的，那上面所畫的，是那時的讀者的心目中的林黛玉。”伽達默爾在《真理與方法》中也引用黑格爾的話說，作品就像那已經從樹上摘下來的美麗的果實，這些果實給了我們，但是長有這些果實的樹、土壤、氣候、支配它們成長過程的四季變換，也就是它周圍的世界卻并沒有給予我們。既然經典據以產生的那個時代、那種情境，再也不能回來了，那么我們所做的就是讓經典融入我們現在的視域，因為經典的有效性就表現在它所代表的過去文化傳統與現在接受者的視域相融合的無限過程中。于丹在闡釋經典的過程中，既讓經典開啟了我們的新視域，又讓我們的現實視域催生了經典的新意義，所以說，她沒有曲解孔子，也沒有曲解莊子。說到底，對經典的闡釋并不是為了回歸經典，回到過去，而是為了回歸我們自身，面向我們的當下和未來。
?、?注：“孔子很著急，莊子很生氣”是于丹的反對者提出的。參見：柳霞.《傳播文化經典引起學界關注》[N].《光明日報》，2007年3月19日，第5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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