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絕對小孩》里的童年，再也不是此前幾代人經歷過并作為人生的伊甸園永恒地被記憶和憶念的那種自然、美好的童年；再也不是由父親“肩住黑暗的閘門”，孩子被放到陽光中盡情嬉戲的安定、單純、無憂無慮的童年。一面被放任或嬌寵過度，一面被控制或逼迫過度，這些“被催趕著長大的兒童，在他們尚未準備好處理成年的種種問題時，他們就被迫去承擔成年所具有的包括生理、心理，以及社會困境等方面的問題。我們讓孩子們穿戴小型的成人服飾（通常還帶著設計師的品牌標簽），將他們暴露在不必要的性與暴力鏡頭之下，并且還期望他們去應付一個日益令人困惑的社會環境——其中充滿了離婚、單親家庭、同性戀”（《童年之死》英大衛·帕金翰著，張建中譯）。《絕對小孩》仿佛是以一種刻意輕松的方式，為２０世紀末以來盛行于歐美并引起廣泛討論的“童年已死”理論提供中國的現實佐證，而這種佐證絕不輕松。
朱德庸說：“畫漫畫剛滿二十年的我，以前有兩種題材從來不碰：一種是動物，一種是小孩。不畫動物是因為我太愛動物了，以至于無法在它們身上開任何玩笑；不畫小孩是因為我太討厭小孩了，以至于我根本排斥畫他們。”如此說來，只有界于“太愛”和“太討厭”之間的對象才能成為朱德庸漫畫的主人公——因為不至于“太討厭”所以可以予以觀照；因為不至于“太愛”所以忍心極盡調侃逗趣、冷嘲熱諷之能事。回想朱德庸在《雙響炮》、《澀女郎》等系列漫畫中以犀利辛辣、尖酸刻薄的筆鋒針針見血地勾勒當下都市男女的種種行止，此言不虛。也所以，在《絕對小孩》中永遠體味不到如《父與子》那樣的至情至愛，永遠體味不到如《史努比》那樣的溫馨和溫暖，永遠體味不到悲天憫人的情懷和對人性或人心的呵護，即便是對小小孩兒，原本應當在意料之中。朱德庸還是朱德庸。他的調侃是冷的，他的幽默是硬的，他的嘲諷是面不改色心不跳的。在其止步不前的地方，朱德庸成功地讓我們瞥見種種不如意、不美好、種種扭曲變形的世間相，我們不能要求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