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然，我們不能在細枝末節、只言片語上都以魯迅的是非為是非，對于魯迅批評過的人物也應全面評價其歷史功過。比如魯迅批評過梁實秋，梁實秋在散文創作和翻譯上自有其貢獻。魯迅憎惡章士釗，但章士釗仍然功過并存。
論爭為學術文藝注入活力
海南周刊：了解魯迅參與的論爭有何現實意義？
陳漱渝：俗話說：“以史鑒今”。論爭是人類古已有之的傳統，能展示人類自身的智慧和風采。在論爭過程中，雙方的學術視野、知識水平和論辯技巧進行著激烈的抗衡，從而使文化、學術得到進一步的提升、傳播和推廣。
在古希臘，學者之間的論爭蔚然成風，出現過著名的雄辯家伊薩烏斯和著名的詭辯家萊什阿斯。他們能說會道，口若懸河。
在中國，春秋戰國時代也一度呈現過“百家爭鳴”的局面。孟子對他的弟子公都子說過一句有名的話：“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孟子當時論爭的主要對象是楊朱和墨翟———他認為這兩位思想家的言論屬于“邪說淫辭”。
當前中國社會處于一個重大轉型時期，作家和批評家都置身于一種多元化的語境之中，特別是文學觀念不斷更新。因此論爭是無法避免的。魯迅在論爭中的立場、觀點和方法對于當今文壇的探索者都會具有重大啟示意義。不過，魯迅當年是生活在革命年代，動亂歲月，而今“和諧”二字已經成為了中國乃至全球的主旋律。進行論爭的環境和對象改變之后，論爭的方式和文風當然也應相應進行調整。
海南周刊：為什么說論爭會為學術文藝發展注入活力？
陳漱渝：隨著現代科學迅猛發展，信息暢達，知識爆炸，事物的相對性、不確定性不斷被揭示，從而動搖了原來僵化的思維模式。
任何人都不可能窮盡真理。因此，論爭雙方的觀點往往具有互補性，可以通過論辯發展真理。魯迅當年參與的論爭也是這樣。比如“革命文學”的倡導者有些主張不符合中國國情，但魯迅認為這一口號的提出畢竟功不可沒。在“兩個口號”論爭過程中，雙方的觀點各有偏頗，因此魯迅才認為“兩個口號”可以并存。真理愈辯愈明，這就是論爭提供的活力和動力。
勢所必至，理有固然
海南周刊：在魯迅生活的時代，文藝戰線論爭頻發，是否也有其必然性？
陳漱渝：在漫長的封建社會，中國文學一直處于與世隔絕的單元的文化背景之下，呈現出一幅老態龍鐘、我行我素的固執形象。
直到五四時期，隨著外來文化的八面來風，中國文化才真正打破了文化背景的單元性質。多元并存的外來影響，使中國文學在20世紀二三十年代出現了群芳競艷的喜人景象。在這樣的文化背景之下，文學論爭的產生就成了“勢所必至，理有固然”的事情。
比如同樣留學美國，胡適等新文化運動先驅者所開采的思想資源是歐美啟蒙運動和科學主義思潮，手段是理智，目標是個性解放和思想文化上的反叛傳統。
而梅光迪等“學衡派”骨干則師承新人文主義思想家白璧德，敵視科學理性主義和藝術中的浪漫主義，片面維護古典主義傳統，因而走到了新文化運動的對立面。
又比如同樣留學日本，魯迅接受了明治時代盛行的寫實主義、功利主義影響，具有強烈的政治意識和社會責任感。而創造社的批評家成仿吾卻接受了大正時代尊個性、贊創造，在成仿吾看來，魯迅的現實主義作品如《孔乙己》、《藥》等，都是“淺薄”、“庸俗”之作，惟獨“描寫性的發動和創造，以至衰亡”的《不周山》“最出色”。
海南周刊：最后，能請您談談編輯出版這本論爭集的主要目的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