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王也會犯錯誤，而且經(jīng)常犯錯誤，犯了錯誤怎么辦？臣下、百姓是不能批評的，看著他往火坑里跳你也不能出聲，說不好就有掉腦袋的危險。但有點自知之明的帝王，一旦醒悟過來，就會發(fā)個“罪己詔”，也就是帝王給上天的一份檢討書。

　　“罪己詔”，是古代帝王在朝廷出現(xiàn)問題、國家遭受天災(zāi)、政權(quán)處于安危時，自省或檢討自己過失、過錯發(fā)生的一種口諭或文書。“罪己詔”，有一定積極意義，一來表達了他們?yōu)榱藝液腿嗣?，愿意把事情辦好的愿望；二來可以籠絡(luò)人心，造成一個團結(jié)一心的局面。

　　中國古籍中記載的第一份“罪己詔”是《尚書》中記載的《湯誥》。后來，還有《詩經(jīng)》中的《周頌？小毖》是周成王的罪己詩，《尚書》中的《秦誓》是秦穆公偷襲鄭國慘敗后的罪己文。漢文帝則是第一位正式發(fā)下罪己詔的皇帝。最后一份罪己詔是袁世凱在取消帝制后發(fā)過的類似“罪己詔”的文書。據(jù)歷史學家黃仁宇先生統(tǒng)計，在《二十五史》中共有八十九位皇帝下過二百六十四份“罪己詔”，平均每八年就下有一份罪己詔，皇帝們也夠“誠懇”的。

　　“罪己詔”里，以唐太宗的姿態(tài)最高，當然也可說調(diào)子最高。貞觀二年(公元六二八年)，旱、蝗并至，唐太宗下“罪己詔”詔曰：“若使年谷豐稔，天下乂安，移災(zāi)朕身，以存萬國，是所愿也，甘心無吝。”他為了百姓有飯吃，寧愿上天把一切災(zāi)難都降在他一人身上，能不能做到是一回事，話說得是夠漂亮的，當然，人家畢竟有個貞觀之治擺在那兒，你不服還就不行。

　　而“罪己詔”里心情最沉痛的，則非漢武帝莫屬。漢武帝晚年，任用江充，釀成“巫蠱之禍”，逼死太子劉據(jù)和衛(wèi)皇后，受誅連者數(shù)萬人；受方士欺騙，求仙煉丹；窮兵黷武，橫征暴斂，干了很多狂妄悖謬之事。痛定思痛，他在“輪臺罪己詔”中自責悔過(“深陳既往之悔”)，不忍心再“擾勞天下”，決心“禁苛暴，止擅賦，力本農(nóng)”，“由是不復出軍。而封丞相車千秋為富民侯，以明休息，思富養(yǎng)民也”。

　　這玩意兒到底有沒有用呢？應(yīng)該說有的有用，有的沒用，因人而異，因事而異。建中四年(公元七八三年)，長安失守，德宗倉皇逃亡，被叛軍一路追殺至陜西干縣。次年春，他痛定思痛，頒發(fā)了一道《罪己大赦詔》，詔中文字真摯動人，很有感召力，據(jù)史料記載，唐德宗頒“詔”后，“四方人心大悅”，“士卒皆感泣”，民心軍心為之大振，不久，動亂即告平息。

　　有時也沒用。崇禎皇帝是下過“罪己詔”最多的皇帝之一，前后寫過六次，態(tài)度很誠懇，檢查也頗到位，可當時大勢已去，義軍匪盜蜂起，女真人步步緊逼，吏治空前糜爛，軍事一塌糊涂，大廈將傾，寫再多“罪己詔”也沒用。于是，李自成軍隊攻入北京后，他自縊煤山，留下最后一道“罪己詔”：“朕自登基十七年，逆賊直逼京師，雖朕諒德藐躬，上干天咎，然皆諸臣誤朕。朕死無面目見祖宗于地下，去朕冠冕，以發(fā)覆面，任賊分裂朕尸，勿死傷百姓一人。”

　　平心而論，作為“君權(quán)神授”的古代帝王，權(quán)傾天下，尊嚴無比，百姓疾苦重要，皇帝面子也很重要，能對自己的過錯反省悔悟，就已經(jīng)十分難得了，倘若再寫成文告──《罪己詔》，頒示天下，就更屬不易了。至于是出于至誠，還是迫于無奈，有幾分真心，幾分作秀，那就不得而知了，無論如何總比死不認錯，固執(zhí)到底要好吧。有了“罪己詔”這個不成文的制度，對那些無法無天的帝王多少總是個約束。（中新網(wǎ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