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接下來的仙鶴村換屆選舉一事，也和拆除忠字禮堂的結果一樣，以失敗而告終。

　　換屆選舉是關系到村子發展和村民利益的大事，民主選舉是上級的規定，也是國家賦予百姓的權力。然而，盡管以鄭之淵為首的鄉黨委對此事高度重視，而且做了細致可行的部署；盡管管理區書記田滄海為保證選舉能夠順利進行戰戰兢兢、殫精竭慮；盡管選舉過程中的每一步都小心謹慎、嚴格執行市委的規定，而且也確實選出了新一屆村委班子，可結果還是失敗了，村換屆選舉委員會不得不貼出這樣的通告：“……根據《山東省村民委員會選舉辦法》的規定，經鄉選舉委員會研究決定，仙鶴村本次村民委員會換屆選舉無效，半年內另行選舉……”[1]342

　　拆除忠字禮堂和村委換屆選舉為什么失敗？是行為本身不符合村民的利益嗎？不是，從書中的描寫看，仙鶴鄉人的生活并不富裕，好多人家甚至可以說非常貧困，衣食不豐，有病治不起，學費繳不上，甚至病人想吃肉都要省著買；是忠字禮堂不該拆除、換屆選舉不改進行？也不是。選舉本是上級規定，況且對于現有村委班子，老百姓也不是十分滿意。而作為已經廢棄的一所建筑，忠字禮堂在仙鶴村似乎也只是閑置著，沒有什么用場，談不到損害群眾利益；是仙鶴鄉黨委的能力太低、工作不力？更不是了。和時下許多基層領導班子相比，仙鶴鄉班子成員雖然也各懷心腹事，個別人也可以說是干部中的垃圾，但總體上卻是和諧努力、勤勉公正、積極向上的。尤其主要領導鄭之淵，更是要水平有水平，要能力有能力，不存在領導不力的問題；是仙鶴村干部群眾素質太低、蠻不講理？好像也不能這么說。某種角度看，他們也很聰明、世故、懂得維護自身的權益。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使得拆除忠字禮堂和換屆選舉在鄉黨委費盡心力之后還是失敗了，乃至鄭之淵為此受到牽連，被變相懲處，調離了他僅僅做了一年的鄉黨委書記的崗位？似乎很難說得清楚。而就在這種說不清中，小說體現出了現實主義的獨特魅力。

　　仙鶴村表面看是個穩定平和的村子，甚至可以說是全鄉的樣板、先進。可就是這樣一個樣板村、先進村，內里卻繁雜無序、離奇古怪、混亂不堪：四十年前的“文革”史因四十年后的一場喪禮而在人們的頭腦中重演；植樹種綠蘆筍本是利民的好事，卻實施得艱難；年輕美麗、心高氣傲的葛小窈為了錢與年長她許多的族中長輩孫維下鬼混；柳恒穩一味拖延拆除忠字禮堂既是礙于村民的情緒，內里也包含著一己的私心；仙鶴村一邊充滿了儒家文化傳統，一邊是不贍養父母，打罵老人；村里人對集體和上級缺乏信任感，越是上邊讓干的事情，老百姓越不干；村民利用上訪的權力無理要挾鄉黨委；柳恒穩一邊主動放棄權力一邊暗中抓緊權力，一邊維持村里的穩定一邊又在渾水摸魚；村里的工作可以無人做，可以做不好，一旦有人認真做就會招來攪擾、搗亂……當然，還有鄉里，甚至市里。比如鄉黨委成員各自藏著自己的心眼兒；車相渚手段拙劣內心陰損能量卻可以覆地翻天；鄭之淵一心為民反倒失去了民心民意；市委、鄉委在工作中尷尬無奈、軟弱被動，動則陷入矛盾的漩渦。行政命令在時下的農村經濟體制中早已經失效，干群隔膜、仇視對立，人與人之間既互相提防又互相利用……在鄭之淵眼里，生活的水面下總好像有一股洶涌的暗流，至于這暗流是什么，源自哪里又流向何處，他說不清楚，更把握不住。所有這些，都是被作者反復書寫的。這不僅是仙鶴村世紀初的社會現實，也是中國局部鄉村的社會現實，甚至是局部中國的社會現實。

　　假如小說只寫到這一層面，其價值就已經不容忽視了。因為，它以一個親身經歷者的體驗，寫出了時下鄉村生活的復雜性、真實性。這一點，并不是所有同類題材小說都具備的。然而作者卻不滿足于此，而是在現實生活的基礎上，又深入了一步，寫出了一種更深刻更有意味的真實——人生的荒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