啟蒙是最好的愛國
——新文化運動健將的覺悟
1915年1月18日一個陰暗寒冷的夜晚，日本駐華公使日置益違反正常的外交途徑，在與中國總統袁世凱等四人會晤時，提交了幾頁用印有兵艦和機關槍水印的紙寫的文件。文件上所載的便是臭名昭著的二十一條。日本公使在將二十一條原文遞交給袁世凱以前，要求“絕對保密，否則要負一切嚴重后果之責”，隨后以一種極端神秘的架勢開始了談判。日方文件使用這種特別的水印紙并不是出于偶然，它暗示了文件的內容和意圖。
在談判期間，中國政府采取了前所未有的做法，利用外國和中國新聞界爭取道義上的支持。中國官員不顧日本要求保密的警告，把二十一條的性質，透露給了新聞界。談判在北京進行的過程中，全國許多地方群情激憤。幾乎所有中國報紙都表現出強烈的反日情緒。人們表達憤慨心情的來信每天像潮水一般涌入總統府。
消息傳到海外，中國留美學生聽到“全國各地充滿愛國憂國的情緒”的報道時，興奮異常。但群情激憤之中，剛滿24歲的胡適卻異常冷靜，他在《給全體中國同學的一封公開信》中寫道：“就我看來，我們留學生在這個時候，在離中國這么遠的地方，所應該做的是：讓我們冷靜下來，盡我們的責任，就是讀書，不要被報章的喧囂引導離開我們最重要的任務。讓我們嚴肅地、冷靜地、不顧騷擾、不被動搖地讀我們的書。好好準備自己，等到我們的國家克服這個危機以后——我們深信她必須克服這個危機——好去幫助她進步。或者，如果必要的話，去使她從死亡里復活過來……”
對胡適來說，中國問題的解決，關鍵在于某種比建立一支軍隊還要重要的事情上。如他在1915年2月21日的日記中所寫的，“國無海軍，不足恥也。國無大學、無公共藏書樓、無博物館、無美術館，乃可恥耳。我國人其洗此恥哉！”
這封信激起了激烈的辯論。胡適被同學們指責為“賣國賊”。當時的新聞專業學生、后來成為外交家的《月刊》主編鄺煦堃寫了一篇長文回應胡適的不抵抗理論。文章的最后斷言，胡適的建議不是什么“愛國的清醒”，而是“不愛國的糊涂”。
這場發生在海外留學生中關于愛不愛國、什么才是愛國的爭論，可以說是后來新文化運動、五四運動以及更久遠的時間里啟蒙與救國問題爭論的序曲。
時間到了1919年，新文化運動的領軍人物陳獨秀正值不惑之年，他一方面保持著青年的激情，卻也多了一份中年的冷靜。1919年6月8日，即陳獨秀因參加學生運動被逮捕監禁前3天，他有一篇文章反映了他這一代人與學生之間所存在的差異，在題為《我們究竟應不應該愛國》的文章里，他提出了一個青年活躍分子未曾想到的問題——改變中國比救國更為重要。陳獨秀不相信愛國主義（堅定地獻身于此時的中國）能夠改變中國，他轉而鼓勵學生要掌握理性主義，將激情與清晰的思想結合起來，他寫道：
自從山東問題發生，愛國的聲浪更陡然高起十萬八千丈，似乎“愛國”這兩字，竟是天經地義，不容討論的了。感情和理性，都是人類心靈的重要部分，而且有時兩相沖突。……愛國大部分是感情的產物，理性不過占一小部分。有時竟全然不合乎理性（德國和日本的軍人，就是如此）……愛國就是害人的別名，所以，他們把愛國殺身的志士，都當做迷妄瘋狂。我們中國人無教育無知識無團結力，我們不愛國，和那班思想高遠的人不愛國，絕不是一樣見解。
這種態度也逐漸為陳獨秀、胡適等人的學生輩接受，他們正是參與五四運動的主體。五四游行總指揮、學運領袖傅斯年由一個激進主義者向保守主義者的過渡，正發生在五四運動摻雜暴力以后。這批覺悟者雖然也在積極籌備學生游行，力圖通過“有紀律的抗議”對政府的政策產生影響，但他們認為的最終解決方法，仍然是傅斯年所言的“彼能干真理真知灼見，故不為社會所征服，又以有學業鼓舞其氣，故能稱心而行，一往不返”。所以當學生運動如火如荼時，傅斯年反而很少再出頭露面。5月底，胡適返京，大談“用罷課作武器”，是“下下策”，“是學生運動破產的表現”，這正和傅斯年的主張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