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此強調上下級之間這種垂直的忠誠，也就意味著同志之間橫向的手足情義要大打折扣，甚至在特務處內部也是如此。雖然家族內的父子之道與兄弟之情在一定的條件下未必相悖，但考慮到像這樣一個中國秘密機構的性質，要在垂直的忠誠和橫向的義務關系之間擺正軸心的位置自有其重要的含義。忠孝之道，走向極端就會在領導和集體面前徹底抹殺自我。兄弟情義，則允許一定程度的自我判斷，乃至于自主。戴笠和他的部下所崇奉的觀念其潛在的自相矛盾看來是理不清的。
正是因為自我抹殺(有時甚至是自我貶斥)，戴笠才成功地贏得了蔣介石的完全信任。蔣介石曾要求部下必須甘當“革命事業”的“無名英雄”。似非而是的結果是，自我抹殺，乃至于完全喪失自我卻使戴笠通過掌有秘密權力，反而為他打開了自我擴張的大道。這種做法所付的代價和所得的補償都相當大。結拜兄弟之間的行為準則與家規族法的內在矛盾，橫向的義氣與垂直的忠孝的內在矛盾會導致一種模糊的關系，產生不同的秩序問題。
總之，戴笠是利用這種模糊關系的高手。他是軍統局內務的主要仲裁人，他對局規的解釋對部下可謂是生死攸關。但是兄弟義氣本身對他那種生死予奪的權力也有一定的約束。其約束力體現在戴笠不能為了權宜之計而背信棄義。這就是為什么一方面有充滿神秘色彩和英雄主義的劉戈青事件，另一方面又會發生雙重或三重的叛逆行為。這一事件使戴笠處理部屬行動的能力受到了嚴峻的考驗。（中新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