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總書記主持召開文藝工作座談會并發表重要講話的當日，我正在參加公安部文聯關于電視劇《將軍決戰豈止在戰場》的籌拍會，該劇是根據我的同名作品改編的。當時，與會者對這部電視劇的市場價值表示了擔憂，或曰：共產黨改造國民黨戰犯這樣的題材過于嚴肅，且不方便過度虛構，因而缺乏離奇的故事；或曰：人物活動的場景是冷冰冰的鐵窗，連囚服也是黑黢黢的，沒有色彩，更沒有女人，因而缺乏浪漫的情節……既不能吊人胃口，也不能奪人眼球，連我這個作者也覺得一籌莫展，無話可說。
就在這個時候，我們聽到了習近平總書記說：“文藝不能在市場經濟大潮中迷失方向”，“不能當市場的奴隸”。對于我們而言，這段話正中了當前文藝工作的要害，說出了我們的心聲，解除了我們懸而未決的后顧之憂。我的寫作經歷告訴我，文學雖然是個性化的創造勞動，但并不是以創造個人名利為目的的事業，在國家人文和民族精神的層面，單純的個人主義無法建構起碼的意義空間和價值體系。而習總書記的講話，正是根據中華民族深遠的人文傳統、精神靈魂，放眼當代中國和當今世界，高瞻遠矚地提出了順應時代的文藝思想與文藝理論，呼喚著每一個作家或藝術家的使命意識和責任擔當。
曾幾何時，文學藝術突然變了味道，在市場經濟的沖擊下，作品變成了商品，于是抄襲模仿、千篇一律、機械化生產、快餐式消費，要么票房比拼，要么稿費排行，全然不顧及文藝的精神標準與價值圭臬，作品的低庸與媚俗、內容的空洞與空虛，連同“小資”趣味的泛濫、“土豪”情緒的擴張，都對文藝作品產生了不良的影響。時至今日，關于文學藝術的終極去向，終于有了一個至關重要的結論。習總書記的講話，無疑是向文藝界發出的嶄新的號召，為人民擔當，為時代放歌，為民族鑄魂，充分體現了黨中央對文藝工作的重視與關懷。講話精辟闡述了文藝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創作導向，旗幟鮮明、立意高遠、思想深刻、振聾發聵，為文藝工作點亮了一座燈塔，是新時期文藝工作新的價值航標。
有了這樣的價值航標，翌日繼續進行的電視劇籌拍會便有了行駛航道。與會者的想法得到了統一，發言時無不充滿著堅守責任與使命的信心和勇氣。或曰：習總書記提出要為時代提供“有筋骨、有道德、有溫度”的作品，而我們這部電視劇的題材，非常符合反映時代精神的主題；或曰：習總書記希望我國作家藝術家“應該成為時代風氣的先覺者、先行者、先倡者”，這就對我們的服務宗旨提出了要求，正如同習總書記所說，“不能在為什么人的問題上發生偏差，否則文藝就沒有生命力。”因此，只有把人民放在第一位，以充分表達人民的愿望訴求為己任，文藝才可能真正滿足人民的審美趣味，進而擁有市場，既能獲得很好的社會效益，又能獲得很好的經濟效益。
主持籌拍會的公安部工作人員是一位資深的老警察，基于對社會的了解、對生活的認識，他說，我們面對的現實，一方面是當代中國人正以前所未有的勇氣和魄力，創造著人類歷史上令人驚嘆的成就與業績；另一方面，我們面對的現實也充滿著各種各樣的艱難險阻，甚至不可避免地存在著腐敗、墮落與丑惡。但是，不管怎樣，文藝都不應當僅僅只局限于戴著有色眼鏡，只盯著現實中負面的甚至罪惡的一面，缺少信仰，缺少關懷，這樣的文藝是令人沮喪的，我們需要的是以高遠的理想，用生命的熱情與道德的力量去擁抱和照耀現實，這樣的作品才是令人振奮、催人向上的。最后，他用這樣四個字對籌拍會進行了總結，那就是：勇往直前。
我突然想到1942年發生在黃土高坡的一幕。正當文藝工作者對事業、對前途產生疑惑的時候，毛澤東站在窯洞門口，發表了著名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如同一場及時雨，澆灌著與會者開始龜裂的心田。72年后，站在新的歷史起點上，習近平總書記的講話又如同一場及時雨，潤浸著作家藝術家的心靈，激昂著我們重新點燃的斗志。尤其讓我感佩的是，習總書記將自己廣博的文學知識與文化識見融入真實的情感之中，繼而對文藝事業的發展寄予了誠摯的期盼，“應該用現實主義精神和浪漫主義情懷觀照現實生活，用光明驅散黑暗，用美善戰勝丑惡，讓人們看到美好，看到希望，看到夢想就在前方。”愛迪生說過，人在自然中更容易感知上帝。我想說，人在現實里感知的不僅是上帝，更是愛和希望，亦即心靈的蘇醒，情感的融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