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昌文 資料圖片
著名翻譯家、三聯書店解放初期的骨干編輯王復加先生，關于三聯書店于1951年的被撤銷，有一句名言：這是被“凌遲處死”。當時把三聯書店的業務分解為幾個片，分別改屬別的好幾個單位，而又在人民出版社保留了一個出書的虛名，實際上世上已不復再有三聯書店這單位了。說這是“凌遲”，并不為過。
這么過了30多年，到上世紀80年代，在一些老同志的呼吁下，三聯書店又被允許恢復了。
到了這時候，許多三聯書店的老前輩已經退休甚或過世，陰差陽錯，讓我這個同歷史上的三聯沒有多少關系的人來重建那個已被“凌遲處死”的出版社。上世紀50年代以來，我當過好多年出版社領導的秘書，見過他們怎么管理一個出版社。但是，那都不是被“凌遲處死”過的單位，沒有那么“一窮二白”。現在，給了我30萬元，讓我著手從一片空地上重建三聯，談何容易。
最難的是編輯工作。就當年出版工作的管理方式說，三聯書店已經沒有任何現成的“地盤”。萬般無奈，我爭取到“文化”圖書的分工。可是沒有熟練的編輯，怎么辦？這時我想起了三聯書店被“凌遲”之前的老編輯張梁木。老張是新中國成立前的進步新聞工作者，進了三聯以后，在陳原領導下負責編輯地理圖書。陳原經常表揚他善于聯絡作者。他不是學地理的，但是白手起家，幾年之內使三聯成為當年主要的地理書籍出版社之一。陳原經常給我看他寫的訪問報告，繪聲繪色，生動詳盡，十分動人。看得出來，他的成功，起因于他能真誠團結作者。于是，張梁木成為我學習的榜樣。
三聯書店沒有辦公室，怎么辦？我從熟悉的單位借了一些小房子。于是幾十個員工分別在北京東城、南城五個地方辦公。我這個總經理，騎著一輛破自行車，天天往這五處跑。這個形勢，逼我把三聯書店實際上辦成一個“皮包出版社”。上世紀40年代末，我曾在上海伺候過一些皮包出版社的老板，他們還常常讓我替他們的出版社干活，然后給我一些小費。現在我居然想把三聯書店辦成皮包出版社，這事說出來準得挨罵，因為實在太丟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