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乳品業欲振乏力。近年來，每當國人點燃再愛一次“國奶”的熱情，總有一些事情讓人怦然心碎。
中國乳品行業癥結何在，良方何在？今年7月，一個以中國農村問題研究專家、企業管理教授為主要成員的考察團“西天取經”。研究荷蘭乳品產業的“合作社一體化”組織模式，以及“全產業鏈食品安全自律體系”。
考察團選擇以荷蘭乳制品行業為研究樣本，還有如下考量——
業界普遍認為，中國乳品行業發展的制約因素是人多地少、資源匱乏。然而，荷蘭的國土面積相當于浙江省的3/5，人均農牧業用地面積0.84畝，為我國的75%。然而，荷蘭的乳制品出口量位居世界第二。
在合作社一體化組織模式的推動下，荷蘭這片局促的土地還要高效支撐花卉、馬鈴薯、西紅柿、豬肉的生產，使這些農產品的出口量同樣位居世界前三，并使1700萬人口的荷蘭，奇跡般地誕生了13家世界一流的跨國食品企業。
中國乳品業的困境是中國食品安全的縮影。中國乳品、食品安全的短板都是農業。剖析一個荷蘭乳品合作社的成功經驗，能給中國食品安全體系建設和實現農業現代化目標帶來更多的啟示。
誰是乳品產業鏈的主人
荷蘭皇家菲仕蘭·坎皮納乳業合作社董事會主席皮特·波爾在當地一家奶牛農場會見中國考察團。波特先生推門走進農場餐廳的時候，帶入一陣嘩啦啦的響聲。這是附近廄舍中的奶牛在排泄。
“我叫皮特·波樂。我有三個身份，合作社董事會主席、家庭奶牛場的農場主、兩個孩子的父親”
“每個星期的周一到周五，我擔任菲仕蘭·坎皮納的領導工作。周六和周日，我會照顧自己的家庭農場”
波爾的介紹，展示了中、荷兩國乳品行業截然相反的現狀——在中國“公司+農戶”的模式下，農民是弱勢群體，奶農處于乳品產業鏈的最底層。在荷蘭合作社一體化模式下，奶牛農場主不僅擁有自己的家庭農場，還通過組織合作社，成為跨國乳品公司的股東。農民是乳品產業鏈的主人和老板，職業經理人是為他們提供管理服務的“打工者”。
1871年，9個奶農聯合起來，接管了當地一家奶酪、黃油加工廠。這是菲仕蘭·坎皮納的前身。研究資料顯示，整個奶制品行業產業鏈，即牛奶生產、加工和銷售環節的利潤之比，通常為1：3.5：5.5。為了獲得產業鏈下游更為豐厚的利潤，130多年來，荷蘭農民不斷組織合作社，收購乳品加工廠和銷售渠道。荷蘭合作社之間的相互合并的動力，也是動力擁有更大的工廠，占領更遠的市場，實現全產業鏈一體化經營的目標。
2008年12月，為了順應經濟全球化的潮流，進軍歐洲和全球市場，菲仕蘭和坎皮納兩大合作社組織合并，形成了現在的菲仕蘭·坎皮納合作社以及合作社全資擁有的同名跨國公司。
2012年，菲仕蘭·坎皮納合作社共有19000名奶牛農場主，占荷蘭同業規模的70%。菲仕蘭·坎皮納公司在全球38個國家設立分支機構。產品線包括奶酪、黃油、液態奶、配方奶粉、基礎原材料。產業鏈從農業生產延伸到工廠加工、國際貿易、商業零售。
去年，菲仕蘭·坎皮納公司的營業收入是103億歐元，在世界乳制品行業排名第五。
在菲仕蘭·坎皮納的合作社一體化組織模式中，并存著三種所有制形式。會員農場為家庭所有制。公司實行有限責任制。合作社是一種農民為集中使用和優化配置資源自愿、自發形成的商業自治組織。合作社本身沒有盈利目標，它的存在價值，就是保障會員農場主的經濟利益。奶農可以自由選擇加入和退出合作社。
會員農場主的職責是生產安全優質的牛奶。公司的作用是加工、銷售乳制品，提高牛奶的附加值。合作社的職能是保證公司全額收購會員農場主生產的牛奶，把公司的經營利潤返還給會員農場主。
在整個經濟體中，會員農場的訴求是穩健經營、世代傳承。公司的特點是面向市場，效率優先。合作社包容協調，主導發展方向，體現公平原則。
我國“公司+農戶”模式一種是通過供銷合同形成的商業合作關系。合作制一體化模式是以股權為紐帶的產業鏈一體化利益共同體。
皮特·波爾是通過層層投票選舉當選為合作社董事會主席的。合作社董事會成員的重要職責之一是組成公司監事會，選拔、任命、考核菲仕蘭·坎皮納公司的高層管理人員。公司現任的CEO、COO都曾經擔任過世界500強公司聯合利華的高級管理人員。各部門的總監也大量來自荷蘭和全球的知名公司，而非合作社組織內部的會員農場主家庭成員。
合作社管理層的選舉過程與西方國家選舉議員、總統類似。不同之處是它的選舉、議事制度，更強調“基于勞動貢獻的公平公正”。在合作社會員選舉管理階層時，選票分為“人頭票”和“牛奶票”兩種。人頭票即會員票，每家會員農場都是1票。牛奶票按照會員農場的牛奶產量決定，每10萬公斤1票。例如，一個擁有50頭奶牛的中小會員農場，上一年度的產奶量是72萬公斤，該農場主今年擁有的投票權就是“1份會員票+7份牛奶票=8票”。在合作社理事會為重大事宜進行表決時，雖然表面上看每位理事一人一票，但是每一票的權重有多大，同樣要看它所代表的牛奶產量是多少。
荷蘭的奶農通過“自由人的自由聯合”組成合作社，通過程序化的投票選舉和表決，管理整個乳制品產業鏈。中國考察團的一位媒體人問波爾：“您在擔任董事會主席期間，做過哪些艱難的，有挑戰性的決策？”
波爾的回答是：“我有一些影響力。但是，合作社所有重大決策要通過投票決定。菲仕蘭·坎皮納可以存在130多年，決策過程中遵守規則和程序非常重要。”
“作為董事會主席，您的年薪是多少”。喬治華盛頓大學中國研究院院長肖知興教授提問。
“我是一個有經驗的農場主。在我為合作社服務的時候，合作社為我的家庭農場提供了兩位雇工的工資。他們幫我打點100多頭奶牛。”
“就是這些嗎？”肖知興又問。
“是的。”皮特·波爾回答道，“金錢不是唯一的，我看重大家對我的信任，以及實現自己的價值。”
怎樣提高農民收入
以家庭農場為基礎的合作社一體化的組織模式，是如何保障和提高農民收入的？這是中國考察團專家急于想了解的問題。
保障和提高農民收入，對整個食品安全體系意義重大。只有讓農民通過養牛產奶致富奔小康，才可能實現有產者有恒心，有尊嚴的農民生產有信譽的食品。相反，如果企業在收購牛奶時壓級壓價、坑農損農，奶農在飼料中偷工減料，在牛奶里摻水摻假。中國的乳品安全體系就永無根基可言。
這是一個在統計學意義上的荷蘭中等規模家庭牧場——85頭奶牛，年產72萬公斤牛奶，農場主全職管理運營家庭農場，農場主夫人除了主要幫助丈夫外，還在當地社區有每周一到兩天的兼職。
這個家庭農場沒有雇工。牛奶運輸的工作由合作社統一承擔。牧草收割、牛糞外運、牲畜防病、技術指導、設施維修等輔助性的工作，都外包給專業的服務公司。農場主夫婦每天最累的工作是使用半自動化的擠奶機，早晚兩次為奶牛擠奶。
2012年，這個農場出售牛奶的主營業務收入達到26.4萬歐元；出售牛犢、牛肉的收入達到2.6萬歐元，總計營業收入29萬歐元。這個家庭農場的經營利潤，顯示出多元化的特征——
菲仕蘭·坎皮納公司主管合作社事務的總監阿瑟·斯卡普告訴認為，合作社對于奶農利益的保護體現在兩個方面：
第一，確保乳品公司用高于市場水準的價格收購會員農場的牛奶。無論會員農場當年產量是多少，都要保證全部收購。
2012年，菲仕蘭·坎皮納公司給到奶農的價格是0.3668歐元每公斤，略高于市場價格。在2001年到2010年的10年中，盡管歐洲乳品市場波動劇烈，但菲仕蘭·坎皮納給到會員農場主的收購價有9年高于市場價格，10年中平均每年高于市場價格2%。
進一步計算顯示，牛奶收購價格高于市場價2%，可以提高家庭農場主營業務利潤10%-15%。以一個年產72萬公斤的中型農場計算，一年增加收入5200歐元，相當于當地大學一位教授的月薪。
第二，通過參與公司的分紅，奶農們可以分享到乳制品加工、批發、銷售環節中的工業和商業利潤。
阿瑟·斯卡普介紹，合作社理事會每3年討論一次公司利潤的分配方案。2012財政年度，公司50%的凈利潤留存，30％按會員供應牛奶的比例發放績效分紅。還有20%以固定會員債券的形式發放給會員。會員債券利息按市場利息再加3%。會員只有到退休年齡，才能把債券轉讓給其他會員。
2012年來自公司的分紅對于這個家庭農場而言同樣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沒有這個20%分紅，農場主夫婦的收入在荷蘭全國而言屬于中等以下。有了這部分收入，他家的生活就是中等水平，與一般城市中產階級相仿。
“在荷蘭，合作社會對奶農的牛奶壓級壓價嗎？”一位中國媒體人問荷蘭奶農。
“公司為什么要故意壓低牛奶的價格？”一些荷蘭奶農不解地反問，“整個乳品公司都是我們的，牛奶的收購價格低了，年終的分紅就會提高。”
在荷蘭，奶牛農場主還被認為是“有錢人”。一位名叫農場主安通的農場主向我們解釋說，農場主有錢的原因，一是因為勞動強度高，賺了辛苦錢，最重要的是第二個原因——土地的升值。30年前，他父親買下農場時，只用了5000元，現在同樣的土地已經價值400多萬元。
“你會賣了牧場和土地嗎？”中國社會科學院農村發展研究所研究員黨國英問安通。
“賣了牧場，我還能干什么？”安通說：“我希望把農場一代代傳承下去。”
黨國英指出：“在當今城鄉一體、全球一體的大背景下，把農民定義為弱勢人群，加以保護，給予優惠，這是權宜之計。讓農民成為產業鏈和土地的主人，才是積極之舉。”
怎樣保障食品安全
在合作社的主導下，家庭農場主成為整個乳品產業鏈的主人，是荷蘭奶業的特點，也是荷蘭奶業質量安全體系的起點。復旦大學企業管理系主任蘇勇認為，如果說我國食品安全體系的特征是“他律”，那么，荷蘭食品安全體系的亮點就是“自律”。
這種基于農場主、合作社、合作社控股的公司之間的三方自律是如何形成的呢？一些研究者發現，19世界中后期的荷蘭乳品行業，同樣面臨乳品公司與散戶奶農的矛盾。按照博弈論的觀點解釋，這對既合作有斗爭的歡喜冤家為了緩解尖銳的矛盾，較好的辦法就是為他們的互動關系引入一個新的參與者——這就如同一對年輕夫婦為了提高家庭的凝聚力，決定生養一個孩子。
為什么荷蘭著手組建合作社的是奶農，而不是乳品公司呢？從最初的經濟實力看，乳品公司通常比分散經營的奶農要強勢得多。如果由乳品公司組建合作社，合作社主要聽命于乳品公司，只會使強者更強，奶農的利益更加得不到保證，奶農自然不愿意加入這樣的合作社。相反，由奶農組織，為奶農主導的合作社，就可以發揮形成“弱弱聯合，制約強者”的作用。這又如同我國歷史上的三國時代中，孫、劉結盟，對抗曹魏。
130多年來，隨著荷蘭的奶農合作社普遍擁有自己的乳品公司。這種三方博弈關系逐步演變為會員農場主、合作社管理層、公司職業經理人之間既相互依存，又相互制約的關系，這種關系，對食品安全的內部自律發揮著關鍵作用——
面對市場競爭，公司職業經理人的態度通常是積極、主動的，但有時也難免職他們會產生追求短期利益和個人獎金的沖動。這種職業經理人對于外部市場的浮躁，與會員農場主追求穩定，希望家業代代相傳的利益發生沖突，會受到會員農場主和合作社的聯合抵制。公司職業經理人對于奶農利益的損害和冒犯，又會因為合作社是公司的控股股東而得以防止或迅速糾正。
奶農的總體特點是穩健，但也會過于保守。奶農中一小部分害群之馬，也會制造假冒偽劣損害整體的利益。公司和職業經理人的企業家精神，如同獅子引領羊群往前走。合作社管理層又整合全體家庭農場主的“民意”和公司職業經理人的制度設計能力，嚴懲和防范危害食品安全的行為。
合作社是一個不以自身盈利為目的經濟組織。它的優點是公正、包容，它的缺點也類似所有民選機構——可以避免最壞的，不一定產生最好的——決策效率和果斷應變不足。公司和會員農場主出于自身盈利的目的，督促合作社去官僚化，要求合作社管理團隊“該作為時就作為”。
蘇勇教授指出，近年來我國食品安全領域的諸多典型案例—奶粉行業的“大頭娃娃”事件、快餐行業的“速成雞”事件、藥品行業的“毒膠囊”事件——并不全是因為農民工的“無知無畏”，也有某些投資人、經營者的利欲熏心。在一般的公司制條件下，如何防止資本的貪婪，職業經理人利用內部人控制追逐不正當利益已經成為世界難題。但誠如我國合作社運動先驅梁漱溟指出：“每當資本貪婪達到一定程度時，合作社就自然從基層興起，成為一種制約、平衡力量，發揮經濟、社會和倫理作用。”
在合作社制度下，菲仕蘭·坎皮納又是如何管理好19000戶會員農場主的呢？
彼得42歲，在他幫助父親經營家庭農場20年后，才在2年前才成為農場的繼承人。目前，他和妻子撫養3個孩子，管理140頭奶牛和85公頃牧場。2012年的凈收入可以達到9.5萬歐元。
在考察團來到彼得家里的時候，他的大女兒騎著小馬駒伴著奶牛遛彎。稍小一點的兒子戴著頭盔，坐在電動賽車上，在奶牛棚門前扮酷，還有一個更小的孩子，由老人照料著曬太陽。
和所有會員農場一樣，彼得的家庭農場也實施KKM——一個專門針對家庭牧場的全面質量管理體系。中國考察團專家注意到，彼得家每一頭奶牛耳朵上，都有一塊數字化的標志牌，這是荷蘭全國統一的“奶牛身份證”。在每一頭牛的脖子上，都掛著兩個“大鈴鐺”，這是24小時生命特征記錄儀。每頭牛的呼吸、心跳、體溫、進食量、散步距離、休息時間和反芻情況都會通過這個儀器記錄下來，通過無線網絡發送到相關的實驗室。一旦發現哪頭奶牛健康出現問題，就可以及時治療，并且把這頭牛所產的奶倒掉。
彼得和他的夫人正準備啟動20多臺半自動化的擠奶設備為奶牛吸奶。彼得告訴我們：“還有一種全自動的擠奶機器人，它會在擠奶過程中快速化驗牛奶的關鍵指標，提示操作人員及時倒掉不合格牛奶。”
彼得農場每天的產奶量約為3000公斤。合作社的恒溫牛奶運輸車每3天收購一次奶。為了降低運輸成本，這輛大型運奶車還要同時運走其它2家農場的牛奶。
在從農場存奶罐抽取牛奶的時候，運輸車駕駛員會拿出一個帶有GPS定位裝置的容器，為牛奶取樣。彼得告訴我們，這是為了與駕駛員的手工記錄進行核對，雙重確定這些牛奶是哪個家庭農場生產的，特別是在牛奶質量出問題的時候找到肇事者。
牛奶的標本送到兩個不同的實驗室。公司質監部門的實驗室，偏重食品安全指標的檢驗。獨立的第三方實驗室除了安全檢驗外，還要檢測牛奶中的營養成分等更多指標。實驗室的檢驗結果，為合作社按質論價收購牛奶提供依據。也為奶牛育種公司、獸醫站提供信息。
兩個實驗是的工作是“背靠背”的，為安全生產提供了雙保險。由于檢測結果長期保存，并且實時分享給農戶、育種公司、獸醫站，隱瞞安全質量問題的難度非常大。
“如果牛奶被查出不合格呢？”
“麻煩會很大”彼得說，“一般的不合格會扣錢。嚴重的不合格，整車牛奶都要倒掉”。
倒掉一車的奶，不僅意味著一個家庭農場3天的經營顆粒無收，肇事的家庭農場還要賠償其它兩家各3天的全部牛奶產量。再加上清洗牛奶車、儲運罐的花費，一個農場為一次不合格付出的代價，約為全年營業額的3%，農場全年凈收入的15%。如果以2012年的牛奶收購價計算，直接經濟損失超過1.2萬歐元。
如果一年內2次達不到安全標準，合作社將拒絕收購牛奶，保險公司將拒絕為經營活動承保。農場將會破產。奶牛可以出售，但一定是賤賣。牛棚、化糞池、輔助設備都不得不廢棄······
從表面上看，菲仕蘭·坎皮納嚴管、重罰的思路與我國一些專家的政策建議基本類似。但簡單地照抄照搬，效果或許并不明顯。
我國“公司+農戶”的模式，是一家公司管理成千上萬的奶農，這些奶農有的與公司心存芥蒂，有的質量意識差強人意，在這種情況下，管得越嚴，罰得越狠，越會陷入“法不責眾”的困境。菲仕蘭·坎皮納是合作社代表絕大多數合規經營的奶農懲罰極小部分“害群之馬”，抓的越準，罰得越快，就越能體現公平公正，越能代表絕大多數人的根本利益。
蘇勇教授指出，中國乳品業首先要借鑒荷蘭“合作社主導下的全產業鏈一體化自律體系”，以及體系背后的制度基礎。其次才是學習具體管理實踐中的金點子、好方法。
乳業現代化路在何方
我國乳品行業需要突破的頑癥，從短期來看是安全之困、監管之難 。放眼長遠，將是如何實現產業現代化，尤其是農業現代化的問題。
荷蘭的經驗可以啟示我們，什么是乳業現代化；乳業現代化的動力來自何方。
我國一些大型乳制品企業認為，所謂現代化，就是大規模資金投入、大規模資源聚集、大規模機器生產。但荷蘭乳品業界的觀點明顯與此相左。菲仕蘭·坎皮納正在舉全合作社之力實施一個 “星球計劃”。星球計劃對未來奶牛養殖業發展方向的理解是： “以適度規模經營為基礎，形成人、牛、自然環境的和諧共贏”。
荷蘭瓦格寧根大學范霍伊東教授指出：“農業現代化的方向不是把奶牛關進整齊劃一的工業化設施，而是在現代科技的幫助下，讓動物重返自然，按照動物的天性生活。”
荷蘭是實施歐盟動物福利法規的國家。根據農場動物保護法規，荷蘭的奶牛依法享有五大自由：免受饑餓、營養不良的自由；免于因環境而承受痛苦的自由；免受傷病痛苦的自由；表達天性的自由；免受恐懼和壓力的自由。
在當地科研人員和農場主的心目中，動物權利法案及其操作性細則，不僅反映了“愛動物如家人”的人道主義情懷，同時更有實際的經濟效益。
小牛出生后有足夠時間呆在母牛身邊，至少3天時間享用牛初乳，可以從小提高牛的體質；讓母牛生活在開放的牛舍中，與同伴朝夕相處，減少奶牛的焦躁情緒，提高受孕率、泌乳率。禁止用激素為奶牛催奶，同樣避免了人在喝牛奶時食用激素······
近年來，我國消費者開始重視牛奶中抗生素含量過高的問題。菲仕蘭·坎皮納的解決方案之一是啟動耗資巨大的“鼓勵戶外放牧計劃”。
自由放牧的好處是讓奶牛在大自然的環境中按照身體的需要，自由選擇有益的食物。新鮮的牧草、新鮮的空氣和必要的運動，也可以提高奶牛的體質。2012年，為了鼓勵奶農戶外放牧，合作社提供了4500萬歐元的獎金。這個金額大約相當于當年公司營業利潤的10%，凈利潤的20%。
如今，成群結隊花白色奶牛在過膝的草地上散步，偶爾一輛拖拉機從草場中駛過，驚飛的候鳥遮住半邊天空。菲仕蘭·坎皮納70%的奶農已經參加了戶外放牧計劃。抗生素的使用量，也有望回復到1999年的歷史較低水平。
農業現代化的動力，來自目標明確、產權的明晰。
一頭奶牛每天消耗40公斤飼料，產生20多公斤牛奶和50公斤牛糞。適量的牛糞是絕好的肥料，但過量的牛糞排泄物會產生過量的甲烷、氨、磷酸鹽和氮，從而加速氣候變暖、污染土壤和水源。
由于難以控制散戶養牛的牛奶質量。近年來，我國知名的乳品公司紛紛放棄“公司+農戶”的牛奶生產模式，改由公司直接建設和管理養殖規模全球罕見的“超大規模牧場”。超大規模牧場帶來的問題是，奶牛密度超過環保技術、動物防疫技術能夠承受的極限，農田污染嚴重，牛奶產品存在抗生素殘留過高的隱患。
我國專家認為，每飼養一頭奶牛，需要3畝土地為提供飼料、消納糞便。荷蘭科學家堅持認為，按照歐盟的環境標準，每頭奶牛通常需要均攤到7-10畝土地，才能保證生態平衡。
為什么面對生態問題，中荷兩國同行的意見分歧如此之大。黨國英研究院認為，深層次的原因是兩國土地制度不同。
我國超大規模牧場的建設用地，是奶業公司在地方政府協調下廉價獲取的，而且只有使用權，沒有產權。荷蘭的家庭農場主，是土地產權的所有者。一位名叫安通的農場主估計，他家150公頃牧場土地，價值400萬歐元。土地與廄舍、奶牛的價格比為8:4:1——土地是他最寶貴的財產。牧場土地、年銷售收入、稅后利潤的比率為30:5:1——為短期的經營利潤污染了土地，對自家牧場造成的損失，一輩子也難以彌補。
不同的產權關系、交易成本，影響著人們的觀念認知和投資選擇。菲仕蘭·坎皮納在瓦格寧根大學建立了高規格的乳業發展創新中心，該中心重點研究課題包括，使牛糞沼氣發電項目成本更低，電壓更穩；把牛糞加工成便于外運的固體肥料，同時避免加工過程對環境造成二次污染；改變奶牛的食物結構，使牛糞中的氨、磷酸鹽、氮的成分減少······
2000年到2009年，荷蘭奶牛農場平均每年支付的貸款利息達到1.5萬元，農場折舊也逐年走高。除了擴大生產規模外，購買擠奶機器人、奶牛生命體征檢測儀、優質種牛、風能和太陽能設備等是其主要支出。
黨國英研究員指出，農業現代化的動力，首先必須來自農業內部，而不是農業之外。健康發展的合作社組織和家庭農場是荷蘭乳品行業競爭了的源泉。
荷蘭的經驗可學、可用嗎？
作為研究樣本的菲仕蘭坎皮納，展示了一個非常先進的內容。荷蘭的經驗對于我國而言是否可學習、可改進、可采用，還需回答以下3個問題：
我國農村改革、健全食品安全體系的工作只爭朝夕，發展適度規模家庭農場，建立合作社能否跟得上時間進度？
從表面上看，菲仕蘭坎皮納從1871年奶農創辦以來，從9個奶農，發展到19000位活躍成員；從平均每戶2-3頭牛發展到如今的85頭牛，經歷了142年的時間。至今已有142年的歷史。但結合歷史檔案深入分析，結果完全相反。
由于乳制品長途販運的保質保鮮問題沒有解決，全球乳品市場沒有形成，在菲仕蘭坎皮納成員的家庭農場中，有99年時間的戶均奶牛數量徘徊在8頭左右。1984年到2007年，又因為歐盟對牛奶產量實現配額限制，發展受到影響。所以這家世界乳制品巨頭的真正快速時間，也不過20多年。
我們走訪菲仕蘭坎皮納品控部門和當地農業大學后發現，農戶、合作社對食品安全的重視程度，與其行業平均生產規模有極為密切的正相關關系。在10頭年以下，主要防止牛奶中的有害有毒成分；20，30頭牛的時候，關心營養成分和過程控制；50頭牛以上，開始討論可持續發展。
我國奶農和中小型奶牛養殖場平均飼養5-8頭牛，專家認為，用3-5年時間提高到30頭——也就是邁過全體生產者都來自覺重視食品安全的核心問題的門檻——從奶農的技術、技能積累上完全可行。
合作社組織規模的擴大，不是單純依靠吸收周邊會員，更主要的是和合作社組織之間的合并。它不僅有加法效應，還有聚合效應。我國的《農業合作社法》如能以明確的條文支持合作社組織吸收合并，形成跨地區大規模新型，我國合作社組織的發展速度也有望加快。
我國農民素質低，自我管理和互相協同經驗少，外來的經驗是否適應中國的土壤？
我們在荷蘭考察時看到，當地80%的家庭農場主相當于我國中專、技校學歷。菲仕蘭坎皮納在越南開展的一個社會責任項目，專門幫助當地農民提高奶牛養殖水平，在一個類似我國“農科站”的奶牛之家幫助下，普通農民用3年時間的邊學邊做，可以掌握大部分的技能。
近年來，我國農民建立合作社的積極性空前高漲。，截至今年6月底，全國依法登記的農民專業合作社達到82.8萬家，約是2007年底的32倍；實有成員達6540多萬戶，占農戶總數的25.2%。
按照《國務院關于同意建立全國農民合作社發展部際聯席會議制度的批復》精神，8月27日，全國農民合作社發展部際聯席會議召開了第一次全體會議。合作社在中國發展正逢其時。更多地翻譯、介紹國際合作社建設的經驗，可以讓中國的合作社建設者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思考、探索。
我國農民和農村經濟的底子薄，積累少，錢從哪里來？
其一：荷蘭的家庭農場規模與我國普通農民相比，差距巨大；與我國改革開放后涌現出來的種糧大戶、養殖大戶相比，可能是互為伯仲，各有千秋。我們完全可以像發展糧食、蔬菜種植大戶一樣發展奶牛農場。
其二：國際權威機構提供的數據顯示，全世界共有1.45億個奶牛場，每個奶牛場平均飼養3頭奶牛。盡管國際乳業巨頭規模巨大，但全世界只有24%的牛奶提供給包括我國蒙牛、伊利、光明在內的銷售額排名前20位的乳品公司，64%的牛奶經過中小規模的區域性乳品公司加工后進入市場。乳品行業總體呈現分散化經營的特點。我國新興的乳業合作社，可以從滿足一城、一縣的市場需求，解決中小城市的食品安全問題起步，然后吸收合并，組成規模更大的合作聯社。
其三：在農村土地產權制度改革尚未突破，農村金融發展滯后的情況下，一個較為大膽的建議是：
1. 國家成立專項基金，扶持適度規模的家庭奶牛農場和乳品合作社、合作聯社。
2. 合作聯社發展壯大后，與大型乳品集團互惠整合，國家專項基金伺機退出。
3. 為了提高合作社在乳品集團中的話語權，部分國有普通股轉化為不含表決權的優先股。只要農民真正具有話語權，農民的利益和農業現代化的動力就可以得到保證，農民、合作社、公司職業經理人的三方制衡關系就可能形成。合作社一體化組織模式的精髓就能得以體現。
1844年世界上單身了第一個合作社——英國的羅旭戴爾公平先鋒社。該合作社創立之初只有28個人，28英鎊。1870年該合作社的資本金達到5000英鎊，營業額22300英鎊。一項好的經濟制度，本身就有財富聚集效應。
國際權威機構的報告顯示，在全球排名前六的牛奶和乳制品提供商中，乳業合作社占了三席。其余不是合作的公司，也依靠合作社提供奶制品原材料。聯合國的數據顯示，合作社為全球提供的就業崗位已經超過1億個，這個數字高于跨國公司20%。合作社最具競爭力的行業，恰恰就是農業和食品業。
菲仕蘭·坎皮納不是孤例，荷蘭合作社的成功經驗值得中國乳品行業借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