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日上午10時許，來自廣州南沙的李先生坐在廣州市越秀區老干大廈十樓的一張椅子上，他告訴羊城晚報記者，他的外孫女在東莞市婦幼保健院出生后數天，因為有黃疸，接受了照燈治療，結果卻意外死亡了。所以幾個當醫生的朋友介紹他來這里找廣東和諧醫患糾紛人民調解委員會（簡稱“廣東醫調委”）處理。
成立兩年多的廣東醫調委，地偏一隅，裝修簡單，最引人注目的是調解室里那幾面患者送來的錦旗。但每天都會有好幾批從全省各地前來求助的患者找到這里。
“快一個月了，還停在殯儀館沒處理！”老李說這話時，表情平靜，但這一個月內，他走過如何的大喜大悲，只有當事人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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糾紛處理難“醫鬧”頻現
“醫療糾紛”問題，前天是醫療機構問題，昨天是衛生行業問題，今天是社會問題，“醫鬧”這個新詞令人尷尬地被收入詞典。據衛生部統計，2010年全國“醫鬧”事件共發生17243起，比5年前多近7000起，廣州地區大小醫療糾紛就有1800多起。由于醫患之間缺乏平等對話、溝通的有效途徑，久而久之就形成了一種不正常的現象——“大鬧大錢，小鬧小錢，不鬧沒錢”。加上越來越多的職業“醫鬧”介入糾紛，更嚴重破壞了就醫環境和醫患間的信任。
以往處理醫療糾紛，主要通過患者與醫院自行協商、政府和衛生部門行政調解、司法訴訟等三個傳統途徑解決。具體來說，大部分是院內醫務科、或院內糾紛辦調解處理，解決不了的患者找衛生行政部門或是政府部門投訴，仍然不滿意的，只有到法院打官司。
這條路看起來通順合理，但其實異常艱難，不少嚴重的醫療糾紛往往會走到訴訟的環節，但打官司不僅耗時長、程序煩，還要承擔訴訟費和律師費，有的官司拖到七八年甚至更久，漫長的訴訟過程對患者的心理也無異于煎熬。所以，大多數患者在煎熬中積怨越來越大，心結一直無法解開，最終爆發，引致一些惡性事件的發生。大部分殺醫傷醫案與醫療糾紛發生后沒有得到及時有效的處理有莫大關系。
有沒有第四條路？成立兩年多的廣東省醫調委總結出一套做法和經驗，是否能夠推廣并有效緩解困局，有待繼續檢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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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年糾紛調解終成功
16年前，珠海市林阿姨的丈夫在某醫院搶救治療后殘疾，她認為是嚴重的醫療事故，但院方認為無責，由于種種原因糾紛沒有解決。珠海當地衛生及政府部門介入調解多次，林阿姨均不滿意。最終她找到了廣東醫調委。今年林阿姨終于拿到了院方的賠償，此事終于在16年后畫上句號。林阿姨說：“我覺得省里的公正。”
從本質上來說，廣東醫調委是一個民間組織，調解員是具有醫學或法律背景的熱心離退休人士。此外，醫調委擁有一支由500名醫學專家以及50名法律專家共同組成的專家庫，為醫療糾紛提供評鑒。
記者采訪獲悉，2011年6月成立的廣東醫調委截至今年9月底，共接到全省醫患糾紛案件報案2995件，其中符合立案受理2595件，已結案1880件，成功調解1763件，調解成功率93.7%，涉及賠償金額7億5934.02萬元，實際賠付7994.57萬元，節約訴訟費1379.80萬元；經調解患方放棄索賠293件，簽署調解協議數1163件，司法確認146件。此外，現場應急處置“醫鬧”案件640宗。
到今年九月，廣東醫調委在全省已建立了醫調組織22個，現有專職人員125名。其中，省級1個，地級市醫調委11個：肇慶、陽江、清遠、茂名、河源、云浮、汕頭、惠州、越秀、湛江、梅州；縣級工作站10個：從化、南海、三水、高明、連州、英德、羅定、陽春、龍川、順德；現正籌建地級市醫調委3個：汕尾、中山、江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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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調委工作模式有爭議
醫療糾紛的解決不僅為患者帶來能夠接受的補償，也保障了醫院的醫療秩序，減輕了醫院的負擔，因此兩年來醫調委模式發展迅速，受到衛生部門和醫院的歡迎。廣東醫調委主任周繼華曾說，通過第三分調解機構解決醫患糾紛，目前在廣東有兩種模式，一是深圳、佛山、東莞、珠海、中山等經濟發達地市，采用政府購買服務的方式，市政府提供資金組建醫調委；另一種是肇慶的模式，由廣東醫調委幫助地市建立醫調委，作為省醫調委的分支機構，向社會募集資金運作，走市場化道路。
雖然醫調委的模式成功解決了不少糾紛，但有的地方卻不愿成立醫調委，比如梅州。記者了解到，對于廣東醫調委的操作模式，不少地方有爭議。
其一，一年200萬元醫療保險，是收得太貴，還是賠得太少？
梅州市人民醫院負責醫療糾紛工作的副院長徐招柱的意見在一些經濟不太發達的地市具有普遍性。梅州市人民醫院是當地的醫療“航母”，這幾年，這家當地的“龍頭老大”醫院發展迅速，目前年門診量高達120多萬人次。按照廣東醫調委參加“廣東小醫療責任保險統保手冊”的收費公式來算，醫院的保費一年超過200萬元，因此，醫院至少要1500多萬的業務收入，才有大約200萬的利潤。“這肯定會加重醫院和患者的負擔！”他說。
記者查閱資料發現，近三年來，該院平均每年因醫患糾紛而發生的賠償費僅20萬元多一點，相對于200萬元的保費而言，整整相差十倍，“嫌貴”在情理之中。
梅州市衛生局局長林雨蘭對此表態說；如果財政出錢由政府部門（按照有關規定是司法局牽頭）成立市醫調委，這是幫助醫院和衛生行政部門減壓的大好事，她當然舉雙手贊成，但作為山區的梅州有當地的實際情況，各家醫院情況也不相同，所以選擇哪一種模式處理醫療糾紛，應該由醫院自行選擇。據梅州市衛生局醫政科科長汪永光介紹，目前全市各醫院極少引入醫療責任保險機制來應對醫患糾紛發生后的賠償。
汪永光告訴記者，2012年，梅州市屬下的七八家二級以上醫院需要委托做醫療事故鑒定的僅6起，今年到目前為止，也僅有兩三起，重大醫鬧事件更少。同時，他們認為廣東醫調委與多家經紀公司、保險公司合作，運作成本高，因此拉高了保費。
但廣東醫調委副主任王輝對此觀點表示異議。他直言：“二百來萬的保費并不高，只是寧夏和海南的二分之一到三分之一！一家有三千張床的大型三級醫院每年掏200萬元的保費，這些都是賠給患者的，一點都不高。他們平均每年才賠給患者不到20萬元，這說明什么？說明他們對患者太過分了！”他的話說得很尖銳。
至于運作成本，他說，兩年多來，有近半的糾紛是當地醫院沒有參加醫責險，由廣東醫調委義務服務的，“2011年有70%的案是義務做的，2012年占比52%！今年到現在有近40%多的調解案子也是義務做的！一分錢沒有收！” 記者了解到，保費中約25%是作為傭金用于機構運作和工作人員的工資。但由于目前大醫院醫療糾紛多，加上保險公司目前大多在開拓市場爭取客戶，因此都是堅持“保本微利”的原則。
王輝認為，醫療糾紛難解決，無非是賠償問題。公立醫院如果參加醫療責任保險，可以將事件由院內引導到院外解決，這樣不需要另外掏錢，更容易對患者多一些人文關懷。而不是站在對立面，而這樣做的結果，自然醫療糾紛會減少。
其二，醫調委客觀中立，有時反而不利于“解決問題”？
徐招柱接受羊城晚報記者采訪時說；“醫院一旦出現醫療糾紛和醫鬧事件，患者找的就是醫院，即使我們買了醫療責任險將醫療糾紛交給醫調委處理，也不能完全解決問題！”
雖然廣東省衛計委明文規定，一定金額以上的醫療糾紛應通過廣東醫調委處理解決，但實際上，一些醫院“花錢買平安”的做法，令醫調委“英雄無用武之地”。
今年8月2日，在廣州市某醫院出現嚴重的“醫鬧”，但接報后趕到的醫調委工作人員被帶到一間小房間無人理會。而醫院負責人則轉到另一間房商量賠償事宜。醫患糾紛的起因是孕婦在醫院做引產手術后大出血，雖然保住了命，但出院后組織了二十多人到醫院鬧事，要求醫院補償120萬元。最終醫院沒有做醫療鑒定就賠了患者60萬元。
王輝說，根據具體案情，即使按傷殘等級鑒定全責的話，賠十多萬元也到頂了，根本不用賠付60萬元。這類明顯不按法律法規處理的事件一定程度上助長了“醫鬧”的不正之風，也客觀影響了醫調委的正常工作開展。
名詞解釋
廣東和諧醫患糾紛
人民調解委員會
依托于廣東省人民調解員協會、并經廣東省司法廳批準同意設立的專業性醫患糾紛人民調解組織，是中立、獨立的第三方人民調解機構，專職調解處理廣東省內醫療機構與患者之間的醫患糾紛。
典型案例
廣州某大型專科醫院
該院通過廣東醫調委的介入，糾紛處理方式發生了改變。以前出現“醫鬧”糾紛后，街道、公安介入，醫方還需要花費大量的時間與患方談判。現在通過醫調委發揮疏導作用，醫院可以將時間用于質量監控、教育醫務人員如何與患者保持良好的溝通、強化和諧醫患關系，從而減少醫患糾紛的發生。
據統計，2011年7月該院通過廣東醫調委受理糾紛12件，最終解決賠償額90萬元。通過半年多配合，糾紛案件有所下降，醫院對這種調解糾紛的模式表示認可。2012年參保保費為105萬元，當年發生糾紛案件9件；2013年續保時保費降到89萬元，案件減少到4件。今年參保后總賠償額下降到26萬元。
海南經驗
二級以上醫療機構
百分百參保
海南省在全省公立醫院統一實行醫療責任保險制度，全省二級以上醫療機構百分百參保。2012年全省醫院投保總額2074萬元。建立保險經紀人制度，由他們提供保險經紀服務。通過保險傭金解決省醫調委運行經費及保險經紀服務等費用。從保險費中提出25%的傭金。其中10%用于省醫調委的正常運作，15%用于保險經紀服務和對醫療機構和人民調解員培訓等費用。合理設置賠償最高限額，如三級醫院，全年累計賠償每所醫院限額為人民幣400萬元，每位醫生限額為人民幣200萬元，每位醫生每次事故賠償限額為人民幣40萬元。
海南省人民醫院2010年重大糾紛64起，5起惡性案件，有醫務人員被打傷，個案最大賠付32萬元，省醫調委成立后所有糾紛轉到這邊處理，2011年共發生醫療糾紛40起，醫鬧事件為零，經調解后全部解決。
文/羊城晚報記者 陳映平 錢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