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個故事，說在某大學的博士論文答辯會上，考官向考生提出一個怪問題：“《孔雀東南飛》這首詩里，為什么不說‘孔雀西北飛’呢？”

考生知道，這句話是起興，說孔雀東南飛或孔雀西北飛，都是可以的，沒有什么道理可講。但如果這樣說，顯得太乏味了。考生靈機一動，作了個似乎不搭界的回答：“因為‘西北有高樓’。”

回答得妙。“西北有高樓”后面接的是“上與浮云齊”，這兩句出自漢代的一首詩。孔雀為啥只能朝著東南飛？西北有高樓嘛，高聳入云，擋住了嘛。你問得出乎情理，我答得出乎意料，正好相配。

巧了，這個故事里提到的兩首詩，都是來自同一本書——《玉臺新詠》。《孔雀東南飛》原名《古詩為焦仲卿妻作》，這是我國古代文學史上最早的一首長篇敘事詩，與《木蘭詩》并稱為“漢樂府雙璧”，被譽為“古今第一長詩”。

有多長？該詩長達300多句，1700余字，以真人真事為基礎創作，通過劉蘭芝與焦仲卿的愛情悲劇，為讀者奉獻了一曲蕩氣回腸的悲歌，在中國文學史上閃耀著奪目的光輝。而“孔雀東南飛”這一意象后來也走出愛情范疇，被其他領域借用。比如，近年來，人才向東南沿海地區聚集的現象，就被稱為“孔雀東南飛”。

我們能讀到這樣一首在當今社會生活中還能占據一定話語地位的詩，要感謝《玉臺新詠》，要感謝編者徐陵（507年—583年），如果不是他將該詩收錄進書，可能就佚失了。

徐陵是南朝人。《陳書·徐陵傳》說他“八歲能屬文，十二通《莊》《老》義。及長，博涉史籍，縱橫有口辯。”可見是個才子。徐陵早年在梁太子蕭綱的東宮，寫詩以綺麗浮艷見長，很受寵。而他這么寫也是“順應時代的要求”。

梁時，宮體詩占據了詩壇主流。蕭衍、蕭綱這些最高統治者提倡，百官公卿、社會各界跟風而作。宮體詩沒什么思想內容，大多圍繞美人做文章，以華美雕琢的形式詠唱淫靡的生活。《隋書·文學傳序》斥之為“亡國之音”，不是沒有道理的。

《玉臺新詠》就是徐陵在這個時期編選出來的，自然無法擺脫時代的限制，所收多為宮體詩。徐陵在序中直言：“撰錄艷歌，凡為十卷。”蕭綱是徐陵的“衣食父母”，因此，全書選錄詩歌660首，蕭綱一人的詩就達109首之多，比如《倡婦怨情》《戲贈麗人》《美人晨妝》《詠美人觀畫》等，看名字就知道內容了。

如果《玉臺新詠》收的都是這種詩，那也沒有必要在此推薦了。它畢竟還是收錄了不少優秀的詩篇，而且選了不少歌頌婦女的詩篇，這在當時是沒有前例的。

比如《皚如山上雪》寫一個女子對負心漢表示決絕，指責那個男子只看重金錢而輕視愛情；《上山采蘼蕪》敘述棄婦與前夫偶遇時的對話，反映出她的勤勞和重情；《日出東南隅行》里，采桑女子羅敷怒懟無恥太守，表現出機智、勇敢、不畏權貴的品格……

在《玉臺新詠》的諸多詩篇中，我們能看到千載而上的女性愛情觀——“愿得一心人，白頭不相離”“生當復來歸，死當長相思”“魂神馳萬里，甘心要同穴”……無不專一、專情，流露出鮮明的女性自立、自由、自信的意識，這放在今天也是不落伍的。

作為《詩經》《楚辭》之后中國古代第三部詩歌總集，《玉臺新詠》問世后，并未受到足夠多的重視。《梁書》《南史》均未提及此書，流傳的版本也很混亂。同時代的《文選》又有李善注，又有五臣注，而《玉臺新詠》直到清代，才有了一個吳兆宜的注本，還長期享有唯一注本之譽。不光如此，對于該書，人們的認識和評價有不小分歧。

古人看《玉臺新詠》，有三種態度，第一種是稱其俗。

唐代學者高仲武的《中興間氣集序》說“《玉臺》陷于淫靡”，南宋詩人劉克莊的《后村詩話》認為該書“賞好不出月露，氣骨不脫脂粉，雅人莊士見之廢卷”，清代文學家王士禎的《帶經堂詩話》表示書中“所錄皆靡靡之音”……徐陵也因此背上了“風雅罪人”的罵名。

第二種是贊其情。

宋人陳玉父將《玉臺新詠》與《詩經》對舉，認為二者“發乎情則同”，區別在于“止乎禮義”上。明代學者袁宏道則盛贊徐陵“鐘情”，認為該書“清新俊逸，嫵媚艷冶，錦綺交錯，色色逼真，使勝游攜此，當不愧山靈矣”，旅游時帶著這本書，足以笑傲江湖。

第三種是揚其正。

不少人發現《玉臺新詠》中有合于溫柔敦厚之旨的成分，于是將徐陵編詩的行為拔高到“孔子刪詩不廢鄭衛”的高度。如清代大才子袁枚認為，“《玉臺新詠》實國風之正宗”。《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也評價道：“雖皆取綺羅脂粉之詞，而去古未遠，猶有講于溫柔敦厚之遺，未可概以淫艷斥之。”

今天，我們再看《玉臺新詠》，思路自然開闊多了，評價自然開通多了。比如有學者從美學的角度研究《玉臺新詠》，從“情”的領域跳脫出來，進入“愛”的境界，指出：“（該書）把愛視為生命的全部價值，這是多情而又生活封閉的中國古代女性情感世界的重要特征。”從這個角度說，《玉臺新詠》真可謂“愛的主題的集大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