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監聽門”事件持續發酵。10月24日，英國《衛報》報道稱，美國國家安全局秘密監聽35個國家領導人的電話通話。10月27日，德國、法國等21個國家商討向聯合國提議，對針對外國“不分青紅皂白”的監聽行為進行譴責。“監聽門”事件背后，是各國激烈展開的一場無聲暗戰。
因戰而生的情報活動
情報活動伴隨戰爭的產生而產生，為了滿足戰爭需求而不斷發展。從古埃及的冷兵器時代到一戰期間的熱兵器時代，國家決策者和軍隊將領大多依靠使用間諜等原始手段獲取情報。
19世紀的工業革命，使情報搜集手段和傳輸方式發生了重大變革，無線電技術偵察、雷達偵察等陸續應用于作戰，并對戰爭進程產生了關鍵性影響。一戰中，英國海軍成功破譯德國外長齊默爾曼的電報，揭露了德國為避免美國介入歐洲戰事，企圖挑起美國同日本和墨西哥之間戰爭的陰謀，直接促成了美國參戰。
二戰期間，英德之間的雷達戰、德蘇之間的情報戰以及諾曼底登陸中的情報對抗使情報斗爭空前激烈。航空技術、光聲電技術、密碼技術被直接運用于情報斗爭。據統計，二戰期間大約80%的軍事情報都來自于航空偵察照相。
隨著航天技術的發展，情報活動的空間由陸、海、空延伸到太空，偵察衛星開始在戰爭中嶄露頭角。1973年10月的第四次中東戰爭中，以色列軍隊利用美國偵察衛星拍攝的照片，發現大苦湖地區埃及軍隊第二、第三集團軍的結合部存在7～12公里的間隙，果斷決定在埃軍結合部穿插突擊，形成對埃軍的合圍態勢，奪得戰爭主動權。
在1991年的海灣戰爭、1999年的科索沃戰爭、2001年的阿富汗戰爭以及2003年的伊拉克戰爭中，美軍大批量運用先進偵察技術，多種情報力量密切配合，在一定程度上實現“戰場單向透明”，給世人留下深刻印象。
正是由于在戰爭中發揮的突出作用，二戰以后，情報活動從為戰爭服務擴展至為國家綜合實力競爭服務。在政治方面，全面、及時、準確地了解和評估其他國家的戰略政策、政局動向、發展趨勢，能有效確保國家政策的針對性和有效性。在經濟方面，情報活動成為發展經濟的重要動力。日本九大綜合商社在世界187個城市設有800多家分支機構，重點搜集各國政治經濟情報，每天發回日本的郵件達上萬份。在外交方面，情報活動充當著摸清對手底牌、取得談判和斗爭主動權的角色。1995年11月波黑戰爭后期，為了促使塞族同意劃分的領土比例，在談判中，美國總統克林頓向南聯盟總統米洛舍維奇展示了一幅反映塞族武裝的力量分布、主要陣地等信息的衛星圖片,向米洛舍維奇施加了強大心理壓力，最終迫使南聯盟讓步。
軍事情報仍是重中之重
雖然世界主要國家不遺余力地加強各個領域的情報活動，但軍事情報始終是各國情報活動的重中之重。《華盛頓郵報》披露，美國軍事情報機構每年的情報預算都維持在數百億美元。2013年，僅國家安全局就申請了105億美元，美國軍事情報機構的規模資源、能力手段與行動數量可見一斑。
進入新世紀以來，軍事情報在滿足軍隊日常戰備建設需求的同時，越來越將聯合作戰支援作為情報活動的焦點，并注重情報在實戰中的運用。
一是多種力量跨域聯合，形成體系優勢。現代聯合作戰的復雜性決定了情報支援力量構成的多元性。戰爭中參與支援行動的情報力量，既可能涵蓋各軍兵種所轄的情報力量，又可能包括國家戰略情報力量，必要時還可能得到國家政府部門甚至民間組織和團體的支援。2003年伊拉克戰爭中，美軍一方面動用90多顆偵察衛星、100多架專業偵察機，形成遠、中、近偵察網絡；另一方面，向作戰地域派遣多達1萬余人的特種作戰部隊，深入伊全境，廣泛遂行特種偵察等任務，形成全方位的情報偵察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