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是以巴山為界，互不侵犯，共同反蔣抗日；二是在陜軍陣地前沿設聯絡站，由武志平常駐，代表陜軍，處理邊界事務；三是紅軍可以隱蔽方式來漢中采購物品；四是陜軍饋贈一些藥品和地圖，以表誠意。

　　這就是《漢中密約》，也稱《巴山協定》。它堅持了將近兩年。由于得到楊虎城的幫助，紅四方面軍由入川時的1萬人發展至8萬之眾，成為紅四方面軍史上的鼎盛時期。這支部隊，成了確保紅軍長征勝利會師、西路軍征戰，以及抗日戰爭、解放戰爭的一支重要的武裝力量。后來，簽訂《漢中密約》的國民黨三十八軍率先加入人民軍隊，再后來，好幾支國民黨武裝也以此為榜樣，相繼成為人民軍隊的成員，由此可見，“漢中密約”的統戰之功巨大。

　　密約煉“虎膽” 成就西安事變

　　對陜軍而言，因為《漢中密約》的簽訂，免于與紅軍交戰，楊虎城抽出兵力和資金，從事陜西省的公路、水利、綠化、文教衛生等惠民建設，并將蔣介石的“扼虎”政策，巧妙地變成了“益虎”政策，從而壯大了陜軍的實力，繼而引出了3年后的西安事變。根據如下：

　　一、《漢中密約》簽訂一事的主人公是楊虎城、共產黨，還有未出場的蔣介石。“西安事變”的主人公也是楊虎城、共產黨、蔣介石。還有一個主人公張學良。因由《漢中密約》，紅軍壯大了實力，致使張學良的陜北“剿共”連連敗北，這才迫使他成了“西安事變”的主人公之一。

　　二、《漢中密約》前臺在漢中，后臺則在西安；“西安事變”也發生在西安，二者是同一個舞臺同一臺戲。

　　三、《漢中密約》口號是“聯共反蔣，共同抗日。”“西安事變”的主要口號：“聯共逼蔣，共同抗日。”

　　四、楊虎城請纓抗日的“泣告全國書”、孫蔚如代表楊虎城致徐向前、陳昌浩請求派使和談的親筆信，以及共產黨號召全民抗戰的“八一宣言”中，都引用了同樣的一句成語：“兄弟鬩于墻，外御其侮。”由此發展為“停止鬩墻，共御外侮”的迫切愿望，進而喚起了國共兩黨“鬩墻御侮”的根本覺悟。

　　五、《漢中密約》源于中共1933年1月的統戰宣言，又稱“一月宣言”；“西安事變”的促成因素是共產黨于1935年8月1日號召全民抗戰的“八一宣言”。這就構成了“序曲”與“主歌”基調的一致性。

　　六、二者體現了“序曲”至“主歌”的漸進性。《漢中密約》 的反蔣是隱蔽的；而“西安事變”之反蔣是公開的、激烈的。乃至發展為“捉蔣”“逼蔣”“兵諫”。促使其變化發展的一個重要原因是：楊虎城通過《漢中密約》溝通了與共產黨的組織聯系，并從中煉出了“虎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