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此同時,我軍的高級將領也利用各種時機主動當船形帽的“模特”,以身作則對戰士進行宣傳教育。
1958年1月13日,副總參謀長張愛萍到北京市公安部隊與士兵見面。座談中,張愛萍提到船形帽問題,指出:許多義務兵同志對這個問題有意見,是可以理解的。這主要是因為大家不習慣,尤其是這種帽子美國兵也戴,大家更覺得不喜歡。所謂“習慣”,那就是久習才能慣的。比如我們抗日戰爭時代,由紅軍的帽子、衣服改為和國民黨軍一樣的帽子、衣服,才開始時大家也不習慣,但是過久了,也就習慣了。不論戴什么帽子,我們還是人民的軍隊。我個人認為軍人應該執行國家的規定。我軍的服制是經人大常委會討論決定的,國家要我們戴這種帽子,就應該戴。希望同志們不要在這些小事上花費腦子,應該集中精力,下功夫好好學習!
僅僅5天后,即1月18日,國防部發布關于修改部分軍服和肩章、領章的命令,但對爭議頗大的船形帽暫不作改變。
這時,為密切官兵關系,全軍開始逐步實行干部當兵代職制度,一大批高級將領、軍師團領導、機關干部下到基層連隊,當普遍一兵。他們主動摘下大檐帽,戴上船形帽,給戰士們作出表率。
40多年后的一篇紀念文章《中將當列兵》,回憶了當年成都軍區副司令員韋杰到駐重慶某團紅二連當兵的情況。文中寫道:當連隊的戰士與韋杰合影留念時,韋杰問大家在著裝上有什么不符合上級規定的?韋杰的話使戰士們在著裝上相互查看,并同時將目光集中在韋杰的身上。此時已是炎炎夏日,重慶成了名副其實的大火爐,只見他55式士兵夏服仍穿得整整齊齊,扣著風紀扣,帆布腰帶扎得緊緊的,就連那頂船形帽,都一絲不茍地戴在頭上,并略向右斜。戰士們會心地笑起來,他們發現了問題所在——韋杰將軍在批評他們沒戴帽子呢!等重新聚攏起來時,戰士們個個都戴起了船形帽,與韋杰留下了永恒的瞬間。
然而,盡管做了如此多的解釋和示范,基層要求更換船形帽的呼聲還是不絕于耳。
1958年7月22日,中央軍委擴大會議決定對軍服式樣再次進行修改,終于明確陸軍、空軍士兵取消船形帽,改為解放帽??紤]到船形帽尚有大量庫存,如立即停止使用,會造成很大的浪費,于是計劃再使用兩年船形帽,自1960年開始更換為解放帽。
很有意思的是,翻閱當年的解放軍報,還能看到《軍需工廠節約運動蓬蓬勃勃》《某倉庫充分利用廢舊軍需物資》等多篇文章,反映后勤單位利用庫存的船形帽,改制手套、加工成掛包小袋或士兵冬常服的上衣兜等,開展增產節約運動。
事實上,船形帽的廢止比原計劃提前了不少。2002年6月24日,解放軍報發表了郎萬瑞撰寫的回憶文章《元帥與士兵》,文中披露:1958年秋,時任國防部長的彭德懷到大同原195師視察,專門召開了戰士座談會,征求戰士對部隊建設和生活的意見。戰士們向彭總提出意見,說他們不喜歡戴船形帽,老百姓也不喜歡。有的戰士還說這帽子像美國兵戴的帽子,看著不親切。大家都愿戴解放帽,老百姓也喜歡。彭總立即明確表態說,我贊成大家的意見,很快咱們就改過來,還是戴咱們的解放帽,讓紅星帽徽在我軍建設的新時期放射出更加鮮艷美麗的光彩!
1959年的那個春天,經國防部批準,陸、空軍士兵夏季改發解放帽,不發船形帽。改發解放帽后,陸、空軍士兵一律不再戴船形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