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制于人的‘痛’不改變是不行的，我最害怕的，就是你們青年科研人員、青年學生沒有激情——沒有了激情，也就沒有了創造力！”

　　說這話的是中國科學院院士、哈爾濱工業大學常務副校長韓杰才。

　　話畢，他又望向人群中向他提問的青年科研人員，補充道：“我們搞科研，就是要敢于吃虧！”

　　提問者是剛剛獲得第15屆中國青年科技獎的首都兒科研究所生理研究室主任曹春梅，她向韓拋出的問題是：“當科學家遭遇落后就要挨打的‘痛’時，如何從這種‘痛’中走出來？”

　　這一幕發生在前不久中國科協年會舉辦期間的第15屆中國青年科技獎頒獎會上，會上包括曹春梅在內的100位青年科技工作者獲得該獎。有意思的是，當天包括韓杰才在內多位作報告的院士，正是該獎曾經的獲得者。于是，出現了新獲獎者向老獲獎者“取經”、老獲獎者向新獲獎者“面授機宜”的場景。

　　這場“對話”備受矚目的另一個原因在于，這100位青年科技工作者所獲獎項的分量：針對歷屆獲獎者追蹤統計發現，已有近10%的獲獎者當選中科院院士或工程院院士。中國科學院院士、清華大學副校長薛其坤就此表示，“困難有什么可怕，只要你的目標足夠堅定，就可以激發你的熱情。各位堅持20年、30年、40年，等到第30屆或40屆頒獎時，就是你們來分享人生！”

　　“最年輕”的啟示：敢

　　“韋明川，1991年，‘龍江二號’小衛星載荷分系統的負責人；吳凡，1992年，‘龍江二號’姿態與軌道控制主任設計師；邱實，1991年，‘龍江二號’星務管理分系統主任設計師；夏存言，1995年，‘龍江二號’地面動力與仿真負責人；泰米爾，1996年，‘龍江二號’衛星相機設計師……”

　　當韓杰才把這串年輕的名字和所做的工作一一對應“曬”出來時，包括100位獲獎者在內的現場觀眾一片驚呼，“這就是哈工大‘龍江二號’90后團隊，平均年齡不到24歲，他們也被稱為中國航天最年輕的隊伍！”

　　今年2月，國際學術期刊《科學》刊登一張“地月合影”照片，人們在感嘆這張炫酷大片的同時 ，更驚嘆于照片背后的“龍江二號”微衛星團隊，其主力正是韓杰才介紹的這幾位90后。

　　鮮為人知的是，團隊負責人韋明川早在讀大二時就萌生了“做衛星”的想法。在老師的鼓勵下，他和幾位有著同樣夢想的同學開始摸索。

　　2015年9月，我國第一顆由學生自主設計、研制與管控的納衛星“紫丁香二號”發射成功。而這顆衛星的學生研發團隊負責人，正是韋明川，他也因此被稱作“最年輕的衛星總師”。

　　無獨有偶。韓杰才當天還講述了另一位青年才俊黃志偉的故事。這位曾拒絕國外多所知名大學邀請，從哈佛大學“海歸”來到哈工大的青年科學家，從零開始建設結構分子生物學與天然免疫信號轉導研究室。他帶領研究團隊，僅花費3年多的時間，就先后破解了3個科學難題。團隊科研成果第一次在國際學術期刊《自然》發表時，他才35歲。

　　“他們為什么可以？”韓杰才自問自答道：因為他們敢去碰“最難”的問題，敢在科研攻關中去實現自己的價值。

　　當天，韓杰才以“三代科技工作者的‘怕’與‘愛’”為題作了報告，他說，自己這一代的“痛”更多的是“落后就會貧困，落后就要挨打，人民就要受苦”。這位出生于上世紀60年代的科學家回憶自己的求學歲月，“非一個‘苦’字可言”。

　　那時，整個高校的實驗條件都比較差，韓杰才做實驗缺設備，只能到外地去借，去一趟就是一宿的火車。如今回想起來，他年輕時的科研時光，有一部分就是在火車上一宿一宿度過的。

　　“而你們，新一代的‘痛’，就是關鍵技術受制于人！”韓杰才說，科研工作者一定要直面問題，迎難而上，把這些“卡脖子”的問題統統解決掉。

　　他還以國家最高科技獎獲得者劉永坦院士的事跡為例補充道：“關鍵核心技術的突破，往往是10年沒成果，20年、30年也沒成果，你們還敢啃這個硬骨頭，還敢堅持嗎？”

　　越高質量的創新，出錯風險越大

　　在這次中國科協年會開幕式上，薛其坤講了科研團隊在國際上首次實驗發現量子反常霍爾效應的故事，這一發現被國際凝聚態物理界公認為近年來最重要的發現之一。薛其坤團隊也因此獲得了2018年度國家自然科學一等獎。

　　按照他的說法，要做到高質量的科技創新，一是要有深厚的專業基礎理論知識，這是科學工作者甄別重大科學問題的前提；二是要有功能強大且獨特的研究利器，這是科學工作者在科研過程中增強自信心的基礎；三是要有敢于突破已有認知的勇氣，這是有所突破、超越別人，特別是克服當下盲目追風、盲目跟隨別人走的必要因素。

　　薛其坤團隊的腳步就未曾停歇，用他的話說，“工作仍在艱難探索之中。”

　　據他透露，目前，他帶領科研團隊正在挑戰另一個科學結果——超導中的D波配對對稱性，一個科學界認為“十分重要”的結果，該結果曾獲得被稱作凝聚態物理領域的最高獎——巴克利獎。

　　“所以我們的模型盡管想法奇妙，但異常艱難，驗證仍在路上。而且還有學界的人不斷在問，這個理論模型可能是不正確的，問問大家，如果是你，你還能堅持下去嗎？” 薛其坤說。

　　他自己的選擇是，勇往直前。

　　理由也很簡單。“作為一個基礎研究的科學家，必須要有強烈的好奇心，就是想解開一些未解之謎，帶著好奇心這種強大的推動力，去從事你的科研。”薛其坤說。

　　當然，結果也可能是錯的，“也有可能再過10年以后，結論證明我當初的想法全部是錯的。”

　　薛其坤卻并不擔心。他說，“越是高質量的科技創新，風險越大。科學探索中充滿了風險，這種機遇和挑戰，也正是我們做科學研究最幸福的地方。”

　　有年輕的科研工作者提出：做科研實驗常讓人感到枯燥，如何才能坐住冷板凳？

　　中國科協主席萬鋼被問到這一問題時說：一個科研人員的成長，要經歷從興趣出發的熱情，到為完成科研任務的責任，再到承擔國家使命的自覺，沉浸在這個過程中，就不會感到枯燥。要利用好朋友圈，把自己的冥思苦想變成集思眾創，共同把冷板凳坐熱。

　　薛其坤則給了一個更為“接地氣”的建議：作為一名科技工作者，不但要鞏固自己的基礎理論知識，打造自己的實驗技術，還要勤思考、經常思考——少花一點時間，看微信上的新聞。

　　“激情”呼喚更合理的人才評價

　　事實上，科學技術發展過程中不僅有“卡脖子”，更有“卡腦子”的問題出現。

　　中國科學院院士、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主任、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員會副主任高福說，當科學不再完全取決于探知求索的興趣、當科學家被迫成為“受金錢支配的奴隸”、當科學新秀堅持自己的科學奇想而不被“主流科學”認可、當科學探知過分“功利化”、當科學環境變得不再“利他”甚至自私時，科學的創造力就像是被“謹慎”束縛的花蕾，嬌艷欲滴卻不曾綻放，不得不說是一種遺憾。

　　“唯有大膽探索方能展現科學的創造力，突破性的創新活動急需補給。”高福說，在中國科技創新取得舉世矚目成就的同時，也應清醒地看到，一些有礙科學創新的體制機制和科研體系還需要進一步理順，國家科技體制改革需要繼續深入推進。

　　人群中，一位年輕學生站了起來，他拿到話筒便拋出一個略顯尖銳的問題：高院士，您認為現在東北人才外流和匱乏的問題怎么解決？

　　一雙雙眼睛齊刷刷地望向高福，后者表示：“這個問題非常好！”他說，人才是第一資源，科技發展靠人才，東北振興靠人才，轉型發展也靠人才。那么，人才從哪里來，可以培養，可以引進，但最為關鍵的是什么？

　　高福停頓了一下說，“評價——公開、公平、公正的人才評價機制！”

　　話音未落，全場響起陣陣掌聲。

　　“如何把人才留住，要營造有利于青年人才脫穎而出的環境，要完善現有的科技人才選拔機制，不斷健全科技人才評價激勵機制。”高福說。

　　中國工程院院士、哈爾濱工業大學校長周玉也經常被問到這個問題，而他的答案則總喜歡提及五類人：“怪人”“牛人”“奇人”“瘋人”“傻人”，“當我們的校園里，經常活動著這五類人，一流大學、科技強國也就不遠了。”

　　末了，他補充一句：“可以是做學問而癡迷的‘傻子’和‘瘋子’，但不能是油子和混子，不能有庸人和懶人！”（記者 邱晨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