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有媒體報道,清明期間,拜訪莫言舊居的游人數量激增,有的游客在舊居上摳墻皮挖磚塊打包帶走,以“沾點文氣”,更有甚者還有人用墻土“泡茶喝”。莫言故居儼然已成為一處“景點”。
莫言的大哥管謨賢告訴記者,清明假期平均每天的游客有數百人,莫言獲諾獎后,也曾有政府部門提出出資50萬修繕舊居,“不過我們沒同意,我們想低調一些。目前沒有重新打造莫言舊居的打算。”
一邊是各方期望主動修繕,一邊是莫言家族低調婉拒。與莫言舊居受熱捧所不同的是,現今城市里大量名人故居卻屢遭“冷遇”。前些年,一些城市出于城市改造與建設考慮,在經濟利益的驅使下,大量名人故居悄然“蒸發”。例如北京的曹雪芹故居,濟南的周永年故居、馬國翰故居、丁寶楨故居,江蘇淮安對名人故居連片拆除,等等。
與之相比,近年來,保護名人故居的聲音越發強烈。面對故居,拆掉吧,會受到多方面指責和非議,考慮到輿論壓力,地方政府很難“輕舉妄動”:修繕保護吧,一些地域性名人影響力又不足夠大,很難產生較明顯的經濟效益,往往還會入不敷出。名人故居在城市里漸成“雞肋”,存和留與否,仿佛都挺棘手。
記者注意到,省內一些縣市也在做著保護、修繕名人故居的工作。例如濟南文物局購買老舍舊居,博山孫廷銓故居、無棣吳式芬故居正在修繕等等。但總體來說,開發方式相對較為單一,多是修復一些建筑、象征性展示一些文物。甚至新建與原故居并無關聯的建筑,展示與故居主人并無關系的物品,一些游客參觀后直呼“驢唇不對馬嘴”。
反觀國外的名人故居,更側重深入挖掘故居內涵,以使其“有血有肉”。與國內故居相比,國外故居在建設環節上更加生動具體。有些文學家的故居,不僅有建筑物和陳列品,還對作家生平和文學作品中的場景加以再現,使游客對名人及作品有更深層次了解。就連小說虛構的福爾摩斯,倫敦還專門為其建造了“故居”,里面的一切布置擺設,完全按照小說中描述的場景和情節加以體現。
同時,國外還更注重從提升城市品牌效應這個角度,來打造名人故居,把營銷名人故居當做營銷城市文化的手段。例如,在英國,政府會頒給名人故居統一標識,在建筑的顯著位置鑲嵌藍色牌子。一旦掛上“藍牌”,即受到法律保護,不得拆除。能夠成為藍牌屋的審核過程非常嚴格,“藍牌屋”也就成了英國一些城市的名片；意大利佛羅倫薩對但丁故居的打造,使得全世界游客一提到去佛羅倫薩,必去但丁故居。
山東也有名人故居成功擺脫“雞肋”的例子。比如臨沂市區的王羲之故居,故居內不僅有“洗硯池”、《蘭亭集序》碑刻等王羲之元素。其景區公園化設置,使游客置身其中還能感受到王羲之作品中“流觴曲水”的意境。作為臨沂市區重點景區,除了門票收益,其衍生出來的書圣文化節,已經成為這個城市重要的形象標桿。
由此可見,名人故居也可成為一個城市文化的重要載體,不僅能提供深遠豐厚的歷史回憶,也可給城市的發展提供源源不斷的文化動力。山東有著豐厚的名人資源,目前來看,名人故居對于城市文化與城市發展的推動作用,還有相當大的潛力可以挖掘。非但不能舍棄這塊“雞肋”,還應該想方設法讓這塊“雞肋”更加有血有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