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此，兗礦集團地企辦公室主任李建民認為，計劃經濟時代國家并未在企業留成中預留塌陷地治理資金。現在，企業每年上繳百億元稅收；自煤炭價格放開后，又繳納近100億元復墾費、耕地占用稅和2億元地質環境治理保證金。如果再讓企業支付過去的欠賬，將不堪重負。
劉緒平認為，現行的煤炭資源補償費征收政策不僅收費標準低（僅為銷售額的1%），而且上下級分成比例倒掛（50∶35∶15），市縣兩級留成部分太少，影響了基層治理塌陷地的積極性。
在搬遷中，新村選址和社會保障成為農民關心的兩大問題。遲耀濟說，因為選址難，中厚煤層的壓煤村3—5年內難以搬遷。有的村迫不得已搬入鄰村，對方見忽然來了上千口人分地，雙手往外推。
在鄒城市中心鎮小牛場村的復墾田邊，村民邊文杰說，她家原來每人3畝地，土地塌陷復墾后，每人只剩下半畝。“當時，小牛場整體搬遷，眼下又要搬到城里的東府社區。我用現在住的房子可以直接換一套120平方米的樓房。”邊文杰說，住的問題解決了，最讓人擔心的是就業和養老。為了生計，她專門買了一輛電動三輪車到30里外的承包田干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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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變以恢復耕地為主的治理觀念，一手抓治理，一手抓保障”
面對種種難題，劉緒平面容嚴肅：“濟寧再也等不得，靠不得。”
這些年，濟寧轉變過去以恢復耕地為主的治理觀念，確立塌陷地治理總體思路：對濟寧、兗州、鄒城、曲阜等東部塌陷區，結合歷史文化名城和旅游生態城市建設，營造濕地旅游景觀和觀光農業；對汶上、嘉祥、梁山等塌陷區，采取引黃淤填的方法，打造農業生態園區；對金鄉、魚臺大面積長期積水的塌陷區，以新建魚塘為主，形成綜合開發利用格局；對臨城靠廠的塌陷區，結合城鎮的建設，建成休閑娛樂聚集區。
濟寧市煤炭管理局副局長侯馨芳說，從技術的角度看，濟寧地下煤在兩層以上，煤礦多層開采，多次治理，難度很大。因此，煤礦企業必須確立綠色開采的理念，推廣煤矸石回填置換開采、膏體充填開采、無煤柱開采等工藝，提高煤炭回采率，延長礦井服務年限，減少土地塌陷。現在，應集中優勢資金，發展新興產業，加快轉型發展和生態環境治理。
現階段，濟寧市有60個壓煤村待搬遷，占全省搬遷量的70%。市國土部門協調兗礦集團、濟寧礦業集團等企業，按照一畝地種植兩季糧食的標準，每年補償農民1200—1600元。4年后，一次性發放征用土地補償，每畝3.1萬—4.1萬元。此外，政府拿出土地收益的20%，集體從土地補償款中拿出一部分，個人添補一部分，共同建立了失地農民社會保障基金。
“2003年以前，濟寧市按照國務院規定，對絕產塌陷地實行征用，采煤企業依據征地批準文件，對群眾支付土地補償和安置補助費用，我們從中拿出一定比例的費用對采煤塌陷地進行治理，然后發包給失地農民，較好地解決了礦區群眾的生產生活問題。但是，由于國家實行建設用地計劃指標管理，省里受指標限制，停止了對絕產塌陷地的征地審批，煤炭企業無法按照批文支付補償安置費用，導致礦區群眾生產生活無著落。”劉緒平建議，對絕產塌陷地采取只征不轉的辦法，既不占用建設用地指標，又能解決煤炭企業補償資金的合法支付和礦區群眾的生產生活，還利于采煤塌陷地治理的統一規劃、統一實施。
濟寧這座正在“療傷”的城，也有美好的愿景。劉緒平介紹，濟寧編制了礦區采煤塌陷地治理專項規劃，確定11個重點治理區域、24個重點治理工程，到2020年治理塌陷地24.88萬畝，恢復耕地11.59萬畝。同時，充分利用城鄉建設增減掛鉤置換政策，編制《壓煤村莊搬遷用地掛鉤規劃》，到2020年搬遷562個村莊，將其合并為183個中心村，節約土地5.7萬畝，釋放煤炭資源28.4億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