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今世界有近200個國家。不管按經濟總量，還是按人均收入來估量，許多國家間的貧富之別都形同天壤。有的國家十分富有，富得流油；而有的國家卻相當貧窮，窮得連揭鍋都困難。為什么？追溯歷史，這也算是一個頭緒繁雜的老大難問題。

　　說這問題老，是因為它爭來爭去，往少里說也有250多年了。狩獵采集、茹毛飲血的原始社會，或者從事定居農牧業但卻靠天吃飯的封建社會，世界各個地區的經濟發展水平差不了多少，人均財富占有也不相上下。

　　公元1500年前后，民族國家開始在歐洲形成，歐洲站在了超越其他地區的起跑線上。但此時，歐洲并不比其他地區富裕。到了18世紀中葉，工業革命在英國發端，然后擴展到歐洲大陸和美國。此后，西方發展一路狂飆，工業貿易拓展加以工業化后的船堅炮利四處征服搶掠，財富越聚越多，其他地區被越來越遠拋在了后邊。從這時起，說起富國和窮國，大致就是指西方和東方。

　　說這問題大，是因為它涉及的范圍廣，不只是一個國家，也不只是一個地區，而是全世界。

　　說這問題難，是因為它牽涉的成因太多而且相互糾纏復雜，如地理、文化、氣候、資源、教育、制度、科技和宗教等方方面面，幾乎無所不包。正因為如此，要想給出普遍認同的答案便是難上加難。

　　亞當?斯密是個聰明絕頂的人。他撰寫《國富論》時，并沒有把為什么有些國家富而有些國家窮作為該書的主題，而是匠心獨具地探討了資本主義國家增加財富的方法。

　　300年后的1976年，美國經濟學家保羅?薩繆爾森在其《不合邏輯的新馬克思主義》一文中說：“為什么有些國家富而有些國家窮，至今還沒有令人滿意的解釋。”

　　1998年，美國哈佛大學歷史學和經濟學教授戴維?蘭德斯完成了《國富國窮》一書。他從地理、文化、制度、自然資源、歷史傳統等方面對國家的貧富演變作了全面而細致的分析。該書一問世便受到追捧，被西方學界譽為劃時代的《新國富論》，堪與斯密的《國富論》相媲美。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美國麻省理工學院教授羅伯特?索羅將其稱為“世界經濟史通鑒”。

　　《國富國窮》確實引人入勝。它說歐洲地理條件優越，有利于農業和技術發展，所以歐洲變富了。它說赤道地區國家氣候炎熱，病菌繁衍旺盛，致使該地區的國家普遍貧窮。林林總總的原因，蘭德斯教授羅列了一大堆。初聽起來很有道理，細琢磨起來又覺得并不是全有道理。或許，是因為蘭德斯列出的原因太多，全書竟沒有一個原因令人難以忘懷。

　　難道將其中的一個原因說清講透不行嗎？剛剛出版的《國家為何失敗》便作了這方面的嘗試。

　　這本書的作者有兩位。一位是麻省理工學院的經濟學教授達龍?阿杰姆奧盧，另一位是哈佛大學的政治學教授詹姆斯?魯濱遜。他倆認為：“國家經濟發展程度不同，是由于制度不同、影響經濟運行的規則不同、激勵民眾的手段不同。”這些概括成一句話就是，國家的貧富是由制度的優劣決定的。

　　這本書里說的制度，既包括政治制度，也包括經濟制度。

　　這本書還將制度進一步分為“掠奪型”和“普惠型”兩種。前者指的是“少數人的富裕是建立在犧牲大眾利益基礎之上的制度”，后者指的是“人人享有自由和平等經濟機會的制度”。實行“普惠型”制度的國家，國富民也富，如英國和美國。實行“掠奪型”制度的國家，則國窮民也窮，如埃及和津巴布韋。

　　書中剖析了埃及這個例子。這個文明古國曾推翻過奧斯曼帝國和大英帝國對其實施的“掠奪型”統治，1952年又推翻了本國的王權統治。但經歷了數次革命的埃及卻沒有像1688年的英國“光榮革命”那樣建立起“普惠型”制度，革命的結果只是推翻了不同的統治者，卻沿襲了只為少數人謀利益的舊制度。比如，穆巴拉克統治埃及30年，其家族斂財700億美元，而20%的埃及百姓一直生活在赤貧中，普通民眾的收入只相當于美國人的12%。這也是埃及爆發“阿拉伯之春”革命的根本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