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民、囚犯都成中情局實驗對象，美國“洗腦實驗”駭人聽聞
【環球時報記者 范凌志 王雯雯 夏溫新 劉 欣】編者的話：被強行抹去記憶從而導致性情大變，生活支離破碎，一輩子掙扎在難以名狀的痛苦之中……對一些人來說，這不是科幻片橋段，而是赤裸裸的現實。2021年12月27日，一部名為《尋找自我》的紀錄片在丹麥播出，系統地揭露了美國中央情報局(CIA)上世紀在311名丹麥兒童身上進行精神控制實驗的丑聞。該實驗的代號為MK-ULTRA。
《環球時報》記者查閱資料發現，《尋找自我》中所展現的內容僅僅是中情局進行非法人體實驗的冰山一角。2010年，美國時任總統奧巴馬以及國務卿希拉里向危地馬拉總統道歉，原因是媒體爆出60多年前，美國曾對大約700名危地馬拉囚犯和精神病患者進行實驗。諷刺的是，如果媒體不爆料，美國政要就不會道歉，而危總統將繼續對此毫不知情。俄羅斯作家、情報機構史專家亞歷山大·科爾帕基迪在接受《環球時報》記者采訪時表示，這是西方“民主”的標志性風格——侵犯人權、為所欲為地進行非法行動，幾十年后在不得已的情況下道歉。
平民、囚犯都成中情局實驗對象
美國中情局1953年設立MK-ULTRA計劃。科爾帕基迪表示，最初，這個項目與冷戰有關，主要目標是操縱人的意識，從而在審訊中獲得口供。之后，中情局對能否通過實驗給人洗腦特別感興趣，想看看是否能向實驗對象強行灌輸信息，要他們去執行特殊命令。
從20世紀50年代到70年代，MK-ULTRA計劃持續了20多年。該計劃的負責人、中情局化學家西德尼·戈特利布認為“洗腦”應當分兩步走：首先，必須毀掉實驗對象已有的思想意識；其次，必須找到一種方法將新思想灌輸到實驗對象大腦里形成的空白中。科爾帕基迪在接受《環球時報》記者采訪時表示，在這個項目中，中情局給實驗對象下藥、電擊他們，以此對他們進行洗腦。實驗的兩個主要方向包括有效地使用藥物進行審訊，以及在藥物的幫助下對實驗對象進行精神控制。
“他們粗暴地把電線接在我們的腿上、胳膊上和胸口上，然后給我們戴上耳機，我的耳朵被某種尖銳而嘈雜的噪音充斥著，難受極了。”《尋找自我》紀錄片導演、MK-ULTRA計劃親歷者之一佩爾·溫尼克向外界講述了1960年自己的遭遇。當時溫尼克11歲，他和同住在哥本哈根一座孤兒院的幾名小伙伴，被每人16丹麥克朗(現在約合122元人民幣)的報酬騙去“做點好玩的事”。溫尼克表示，在他們遭受痛苦的時候，旁邊的研究者對他們的遭遇熟視無睹，只管記錄實驗對象的反應。
溫尼克在丹麥國家檔案館找到的資料顯示，MK-ULTRA計劃在哥本哈根市立醫院進行。在實驗的第一年，美國機構就給了相當于現在460萬丹麥克朗的支持。這些機構就包括美國中情局在幕后運作的人類生態基金會。
MK-ULTRA計劃所涉及的機構多達幾十家。科爾帕基迪對《環球時報》記者表示，參與該計劃的包括44家教育機構、15家藥理和化學研究公司、12家醫院和診所，以及3所監獄。在某一時期，中情局將該機構6%的預算分配給這個項目。
更令人發指的是，MK-ULTRA計劃還將魔爪伸向更多地方，實驗對象包括囚犯、甚至平民，而他們有的被折磨至死。據《華盛頓郵報》此前報道，1954年，美國中情局向海外派遣了一支小分隊，對某些能夠“代表共產主義國家”的個體進行實驗。美國布朗大學沃森國際和公共事務研究所高級研究員斯蒂芬·金澤則在自己的《首席毒師》一書披露，美國政府授予戈特利布特殊權力，使其能在國外尋找實驗對象，并掌握這些“實驗品”的生殺大權。戈特利布甚至聘請了曾領導侵華日軍731部隊的戰犯石井四郎參與實驗。金澤稱，在二戰結束后，因為美國的阻撓，石井并未接受審判。
美國人可能也沒有逃過被實驗的噩運。美國哈佛大學心理學家亨利·莫里的人格特征理論曾被美軍用于挑選執行特殊任務的特工，他的很多研究都是代表CIA的前身——美國戰略情報局進行的。二戰后，莫里回到哈佛大學，并擔任中情局顧問。在《違童之愿：冷戰時期美國的兒童醫學實驗秘史》一書中，艾倫·M·霍恩布魯姆等作者提到，莫里1958年在哈佛大學進行心理應激研究，專門收集人在壓力下的反應數據。25名哈佛大學學生成為莫里的實驗對象，被無端施以人格羞辱。在承受巨大精神壓力后，16歲原本前途無量的數學天才西奧多·約翰·卡辛斯基崩潰了。該書多位作者相信，莫里的這一研究項目與MK-ULTRA計劃脫不了干系。
“1973年之后的事，都歸于機密”
美國政府1973年正式停止實施MK-ULTRA計劃。公開信息顯示，同樣在這一年，美國中情局下令銷毀有關這一計劃的官方文件。1975年，美國國會丘奇委員會揭露了MK-ULTRA計劃。兩年后，根據美國《信息自由法》，與該計劃有關的其他兩萬份文件被解密。
《CIA的醫生們：美國精神病學家侵犯人權的行為》一書作者、加拿大精神病學醫生科林·羅斯日前在接受采訪時對《環球時報》記者表示，1991年，他獲得進入美國中情局閱覽室的機會，認真閱讀了與MK-ULTRA計劃相關的所有文件，但是要想復制這些文件則有點貴，“你也可以以10美分一頁的價格買下它們，一共有大約1.5萬頁，而我對受害者講述的經歷更感興趣”。
在科爾帕基迪看來，由于美國政府的阻撓，想要獲取完整的檔案是不太可能的，“美國人權活動家曾多次試圖獲得有關這一計劃的完整信息，但每次獲得的都只是部分信息”。
“問題在于，1973年之后的事，都歸于機密。”羅斯說。科爾帕基迪也持相同看法。他告訴《環球時報》記者，外界無法知道MK-ULTRA計劃持續了多長時間，因為美國人非常善于隱藏信息，而奧巴馬2010年向危地馬拉總統道歉一事就是鐵證。此外，在MK-ULTRA計劃進行過程中，美國中情局特工弗蘭克·奧爾森被發現死于一家酒店窗外。他被認為是自己從窗戶跳下自殺的，但奧爾森的兒子堅持進行調查，結果發現父親可能是被殺死后扔出窗戶的。“也許中情局這樣做是為了掩蓋其行動，因為奧爾森想揭露MK-ULTRA計劃。” 科爾帕基迪說。
MK-ULTRA計劃只是美國在全球進行違法人體實驗的縮影。羅斯強調，在上世紀長達幾十年的時間里，美國一流大學中存在大量系統性違反醫學倫理的行為，“我認為在 20 世紀后期，很多這種實驗都被轉移到了私營部門”。
“粗略翻看一下當年的心理學期刊就會發現，在已經不堪重負的兒童身上繼續施加重壓的項目簡直不計其數。”《違童之愿：冷戰時期美國的兒童醫學實驗秘史》寫道。該書以1969年的一項研究為例稱，當時研究者們決定對一名一直需要服用鎮靜劑的8歲智障男孩、一名被限制行動的8歲智障女孩，以及一名11歲智障男孩使用不同程度的厭惡療法，來矯正他們的“自我毀滅和精神病行為”，“由于藥物、電休克療法以及其他治療方案都未能成功，醫生們決定嘗試疼痛沖擊法，即用一根30厘米長的刺棒對兒童的腿部進行1400伏特的電流沖擊……近似于牙醫在牙齒上鉆洞”。
《違童之愿：冷戰時期美國的兒童醫學實驗秘史》還披露了美國進行的諸多恐怖實驗，包括在一家名為弗納德德的兒童收容所進行的輻射實驗。從1940年開始，研究者在這所收容所孩子的牛奶里投放放射性同位素，而該實驗計劃持續了20多年。在其他項目中，美國研究者還將孩子當成介于猩猩和人類之間的某種實驗對象，對他們進行電擊療法、額葉切除術等試探性治療實驗。有時候，孩子竟然被當作猩猩的替代品。
專家：美國未來可能向全人類“道歉”
美國中情局實施的MK-ULTRA計劃并不成功，甚至可以說是相當失敗。那些實驗對象有的失憶，有的成了植物人。羅斯認為，盡管可能無法阻止中央情報局實施類似計劃，但應該制定類似于《禁止生物武器公約》的國際協議，并建立國際機制來對該協議的履行進行監督，“但這只是理論上的，我認為在現實中這不太可能”。他表示，美國的人均囚犯數量比其他國家都多，在美國最高安全級別的監獄中，仍可能進行精神控制實驗，“有記錄表明，在加州瓦卡維爾的一所監獄中，有針對囚犯的精神控制實驗，美國中情局文件中對此有記錄”。
“現在雖然我們不知道美國是否還在進行類似于MK-ULTRA的實驗，但我們知道美國有秘密監獄，而那里的囚犯在遭受折磨。我認為，再過10到20年，美國總統可能會為現在發生的事情‘道歉’。”科爾帕基迪對《環球時報》記者說。
值得注意的是，《首席毒師》一書披露，MK-ULTRA計劃是德特里克堡生物實驗室進行的秘密項目之一。科爾帕基迪在接受《環球時報》記者采訪時表示，在俄羅斯，很多專家都在討論新冠病毒起源于德特里克堡生物實驗室的可能性，“我不能百分之百地肯定這種猜想，但我認為，大家要看一看哪個國家在世界各地都有實驗室，且做的實驗比其他國家都多。如果多年后美國人再次‘道歉’，我不會對此感到驚訝。只是如果以前他們是向數百名或者更多受害者道歉，那么未來，他們將不得不向整個人類道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