挑動意識形態對立是“冷戰思維”作祟

　　【特別關注·俄烏局勢學者談】

　　隨著俄烏戰事繼續，國際輿論暗流翻涌。其中，刻意挑動意識形態對立的種種言論大行其道。前美國國防部長羅伯特·蓋茨在《華盛頓郵報》發文，直指俄烏戰爭“是澆醒民主國家政府直面新世界現實的一盆冷水”。而《華爾街日報》的社論更是明確宣告“俄羅斯入侵烏克蘭意味著新冷戰的到來”。諸如此類的大量評論與解讀充斥著西方輿論場，有意識地將俄烏局勢構建為“民主與專制的對決”，嚴重削弱了當事各方開展對話與談判的基礎，持續消解著包括中國在內的國際社會為解決當前危機所做的努力，甚至還表現出了塑造“新冷戰”的危險傾向。盡管冷戰結束至今已逾三十年，“冷戰思維”卻仿佛潛藏于美西方政學各界的“伏地魔”，一旦認為時機成熟便妄圖卷土重來。

　　冷戰思維的核心是意識形態對立。學界對于美蘇冷戰的起源進行了大量研究。無論側重點有何不同，但多數研究者都承認，代表資本主義陣營的美國與代表社會主義陣營的蘇聯在意識形態方面的分歧與沖突是冷戰爆發的重要誘因，也是冷戰區別于歷史上不同時期大國間競爭與對抗的特殊之處。從本質上看，“冷戰思維”是一種高度二元對立的思維范式，強調對“自我”與“他者”的區分，尤其是通過社會制度與價值觀方面的差異來確定和固化“敵人”形象，從而起到對內凝聚共識與對外鞏固同盟的作用。在對抗性的話語體系下，“冷戰思維”還暗含了對自身價值觀與社會發展模式具有優越性及普適性的預設。因此，堅持意識形態對立在固守冷戰思維的人士看來不僅具有將自身行為“神圣化”的“道義價值”，還可以在其指導下發揮“克敵制勝”的“武器”功能。

　　冷戰結束后，基于美國客觀上具備的巨大實力優勢，以及隨著全球化的不斷發展和國家間相互依賴程度的加深，意識形態對抗早已被多數國家視為與本國利益需求相沖突的“老皇歷”。國家間競爭的核心問題也被認為是增長速度與發展質量的比拼，意識形態之爭退居末席。然而，隨著以新興市場國家為代表的非西方國家整體性經濟實力的快速成長以及國際影響力的顯著提升，“冷戰思維”在美西方精英中大有死灰復燃之勢。受其影響，美西方在構建對非西方國家戰略時的意識形態傾向越發明顯，其典型特征就是有意凸顯二者之間的社會制度與價值觀差異，更為頻繁地使用意識形態話語解釋和預測非西方國家崛起對自由主義國際秩序的影響與沖擊，從而將意識形態之爭重新帶回國家間競爭之中。

　　在特朗普任內，蓬佩奧、班農等人肆意攻擊他國政治制度，并嘗試以價值觀說服盟友建立統一戰線。然而由于特朗普政府高度單邊主義的對外戰略疏離了同盟關系，此舉并未收到明顯效果。美國現任政府上任后，在很大程度上繼承了民主黨較為濃厚的意識形態外交傳統，高舉價值觀外交大旗，以“重建領導地位”為口號，將積極推動自由主義價值觀在全球范圍的鞏固視為至關重要的對外戰略目標。

　　在處理大國關系上，美國政府強化了同中俄等國在意識形態方面的對立色彩。在2021年初的慕尼黑安全會議上，上任月余的拜登總統在演講中呼吁歐洲盟國同美國一道共同抵御“民主的挑戰”，初步顯露其決策團隊將意識形態差異塑造為國家安全威脅的傾向。去年年底，美國邀請一百多個國家和地區參加所謂的全球“民主峰會”，儼然以“民主捍衛者”自居，高調宣布了“總統民主復興倡議”，其中包括承諾將撥款4.2億美元用于對外援助，旨在推進全世界范圍內的“民主實踐”。盡管外界評價“民主峰會”毫無實效，更多只是參會代表們走馬觀花式的發言，既沒有出臺具有廣泛一致性的決議文件，也未能通過任何促進全球民主事業的協議或章程，然而美國政府仍然宣布將在今年繼續舉辦線下“民主峰會”，可謂不計成本地為美國所認定的“民主”造勢。

　　在安全戰略上，美國政府更是將推進“民主國家聯盟”作為在印太地區遏制中國的法寶。無論是“五眼聯盟”“四國機制”，還是“美英澳三邊伙伴關系”，突出共同的價值觀基礎成了美國構建地區聯盟體系的顯著特征。在歐洲方面，2021年9月美國同烏克蘭發表的聯合聲明強調，烏克蘭的勝利對于全球范圍內民主與專制的斗爭至關重要，因此美國將加強與烏克蘭的安全與防務合作，包括提供先進武器和支持烏克蘭加入北約的意愿。這份具有極強指向性的政策聲明被分析界認為是促使俄羅斯采取軍事行動的關鍵誘因之一。

　　在俄烏沖突爆發后，美國及其西方盟友通過政府官方表態、智庫學者解讀、主流媒體發聲等多種途徑展開輿論戰和信息戰，繼續強化對俄烏局勢的意識形態化論述。拜登新近在華沙發表的講話就不斷宣稱“民主將會勝利”，號召“愛好自由”的國家團結一致，力圖把當前的局勢塑造為“自由與專制的對決”，將俄羅斯的行為動機框定為滿足對內專制與對外擴張的需要。與此同時，美西方輿論還開足馬力，對中國在烏克蘭問題上的立場實施污名化解讀與威脅性渲染，不惜制造和傳播“中國對俄進行軍事援助”等虛假情報，意圖把中國裹挾其中，將中國描述為俄羅斯軍事行動的“知情者”和“支持者”，刻意忽視中國在解決國際爭端上的一貫立場，明里暗里渲染中國試圖坐收漁利的形象，對華進行惡意的政治抹黑與形象詆毀，以防止在美西方出現戰略重心從中國轉移的“隱患”。

　　從對上述言行的梳理可以看出，美西方至少有一部分頗具影響力的政學精英在主動尋求加劇意識形態對立，而其放任“冷戰思維”泛濫無外乎出自如下考量：

　　其一，面對非西方世界的快速發展和世界各國在經貿、科技和人文等方面的深度交流和相互依賴，部分具有所謂“戰略前瞻性”的人士對西方地位的相對下降深感憂慮，因此刻意挑起意識形態紛爭，試圖撕裂在冷戰后建立的諸多國際合作共識與利益聯結。相較經濟貿易制裁、高科技脫鉤以及軍事武裝對峙等硬實力對抗手段，意識形態對抗具有成本低廉但效果顯著的特點，尤其對美西方國家所造成的經濟損失有限，也相對容易掌控其升降級程度。

　　其二，進行意識形態對抗具有某種“主導性優勢”。冷戰結束后，所謂“自由主義國際秩序”的實質就是美國主導下的國際秩序。對非西方國家根植于本土性歷史文化和實踐經驗而呈現出的社會制度和價值觀，美國更傾向于運用既有的“主導權”，即包括對國際規則的制定權和在國際輿論中的話語權，將相容性的“獨特”扭曲為異質性的“威脅”。這也構成了美國拉攏與其意識形態相近盟友的觀念基礎。

　　其三，意識形態對立是部分人士對冷戰期間美蘇對抗的歷史記憶，也是對冷戰“勝利”的“經驗總結”。美國一些人認為，在經過兩百多年的風雨歷程后，自由主義仍然有生命力，能在同其他價值觀的競爭中發揮優勢。

　　其四，當前美國國內政治極化嚴重，對外樹立意識形態攻擊對象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緩解兩黨對立局面，也有利于美國行政當局獲得國內宗教、人權團體以及部分選民的支持。

　　不斷挑動意識形態對立似乎正成為美國的一項基本政策工具，對于新冷戰的鼓吹在美西方也變得越來越有市場。在政治人物的公開講話、國家安全戰略報告等重要文件以及主流媒體的話語表述中，意識形態色彩日漸明顯，反映出美國的對外決策環境正在遭受“冷戰思維”的侵襲，甚至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里還會受其支配。

　　面對這種局面，我們必須警惕21世紀的“冷戰陰謀家”用意識形態對立界定未來國際關系的性質。著名語言學家和社會批判家諾姆·喬姆斯基最近提出警告，“我們正在接近人類歷史上最危險的時刻”。重回冷戰老路對國際安全、世界和平與人類發展有任何正面與進步意義嗎？撕裂與對抗難道可以幫助人類成功應對從自然界到社會生活中不斷出現的重重危機與挑戰嗎？這是整個世界都必須勇于直面的問題。

　　(作者：黃海濤 張硯清，分別系天津市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研究中心南開大學基地研究員、南開大學美國研究中心主任；南開大學周恩來政府管理學院碩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