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據美國勞工部數據，今年3月美消費者價格指數(CPI)同比上漲8.5%，創下1981年12月以來新高。面對40年來最嚴重的通貨膨脹，美國政府多次“甩鍋”，試圖將物價飛漲的原因歸咎于俄烏沖突。事實上，其自身的不當政策才是真正的“罪魁禍首”。美國自新冠肺炎疫情以來實行不負責任的大水漫灌式政策，一方面導致資產價格虛高，金融風險累積；另一方面又導致供需缺口持續擴大，通脹壓力陡增。與此同時，美國這一政策還害己損人，向世界輸出了通脹壓力，增大了金融風險，拖累全球經濟復蘇，讓全世界為其共同“埋單”，再一次印證了“美元是美國的貨幣，卻是全世界的問題”的美元霸權本質。

　　本輪美國通脹雖是多種因素疊加的結果，但美聯儲貨幣超發應是最根本原因。2020年3月以來，為了應對疫情導致的經濟困境，美聯儲推出了一系列超常規量化寬松政策。一方面，連續兩次降息將基準利率降至0至0.25%，接近于零；另一方面，推出“無上限”量化寬松政策，通過直接購買國債“擴表”，大量釋放美元。美聯儲的資產負債表顯示，2020年3月底其持有的證券項(包括國債等)為4.37萬億美元，到2021年年底就達8.27萬億美元，今年4月20日是8.5萬億美元。在“無上限”寬松政策支持下，美國巨額財政補貼導致居民收入大幅上漲，國內消費需求大幅提升，同時也使美國政府債臺高筑。截至今年4月22日，美國政府債務余額高達30.4萬億美元，債務率高達132%。這種規模和力度史無前例的經濟刺激，帶來了巨大的通脹壓力和金融風險。早在2021年上半年，美國通脹即已抬頭，5月份CPI同比已上升5%，但這并未阻止美聯儲繼續量化寬松的步伐。結果是通脹持續走高，日趨惡化，到12月份CPI同比上升達7%，今年前3個月更分別高達7.5%、7.9%和8.5%。

　　除了貨幣超發這一基礎性因素，推動美國物價持續上漲的直接原因還是供需嚴重失衡，缺口持續擴大。2008年次貸危機后，美國雖也實施了多輪量化寬松政策，但并未引發嚴重通脹，主要原因是資金進入了股市、房地產和全球市場，推動金融資產價格上漲，美國股市和房地產步入連續十多年的大牛市，但美國個人支出不足導致對商品和服務的長期需求不足，同期全球實體經濟也未受到來自供應鏈和供給側的所謂“供給擾動”。而此次量化寬松所處的背景卻截然不同：一方面，大水漫灌式政策大大刺激了美國消費需求，使總需求處于擴張狀態；另一方面新冠肺炎疫情、俄烏沖突、美國加征關稅以及勞動力供給嚴重不足等因素疊加，又使供給側再也難以維持其大水漫灌式政策安全著陸，通貨膨脹自成必然結果。

　　首先，疫情蔓延導致全球供應鏈受阻甚至斷裂，持續推升全球通貨膨脹。2019年末至2022年3月，全球商品價格能源指數與非能源指數，分別從76.93和83.64上升至160.91和139.25，漲幅分別為109.15%和66.49%。美國2021年貨物進口占GDP比重達12.8%，是全球第一大進口貿易國，其供應鏈高度依賴國際市場。疫情導致供應鏈斷裂，使美國從生活必需品到汽車零部件，幾乎所有商品都出現不同程度的供不應求。加之疫情反反復復，導致“供給擾動”短期很難緩解。

　　其次，美國勞動力市場供給不足，導致“工資-價格”螺旋上升。據美勞工局統計，疫情暴發以來，美國的勞動參與率從63.4%降至62.2%，下降1.2個百分點，辭職率、職位空缺率、職位空缺與失業工人的比例都接近歷史最高水平。根據高盛分析，目前美國勞動力需求已恢復到疫情暴發前的水平之上，但勞動力供應的恢復卻緩慢得多，整體水平仍要比疫情暴發前低近100萬。因此，勞動力需求的迅速擴大與供應的緩慢復蘇，導致勞動力市場供應嚴重不足，大量用工企業只好通過加薪來招聘人才，人力成本迅速上漲，增大成本推動型價格上漲壓力，同時加薪又直接刺激了消費需求，導致需求拉動型價格上漲，從而形成“工資-價格”螺旋上升。據美全球商業經濟協會調查，今年一季度，高達70%的美國企業用工成本上漲，達到歷史最高水平。同時，一旦民眾形成通脹預期，就會帶來通脹的黏性。

　　再次，從特朗普時期就開始對中國加征的關稅，對美國國內物價上漲也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據穆迪報告，美貿易戰加征的關稅，大約7.6%由中國企業承擔，其余90%多則要由美國企業和消費者承擔。

　　最后，俄烏沖突導致全球通脹風險急劇增大。由于俄羅斯是全球重要的能源、糧食和金屬(如鎳、鋁、銅)等大宗商品出口大國，西方制裁力度不斷增大，俄羅斯供給被逐出世界市場，導致相關大宗商品供給缺口進一步放大，價格進一步攀升。

　　為應對通脹壓力，美聯儲加息勢在必行。市場普遍預期美聯儲5月的議息會議除了再次加息外，還將對縮表作具體部署。全球多個經濟體也必然跟著加入加息行列，導致全球金融條件收緊、投資者降低風險偏好、市場信心倍受打擊，全球經濟金融環境將進一步惡化。

　　一方面，美國主導的宏觀經濟政策急速調整，將嚴重沖擊全球經濟復蘇。基于需求收縮、供給沖擊、預期減弱的三重壓力，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近前預測2022年全球經濟增速為3.6%，較上次預測再度下調了0.8個百分點。世界銀行預測2022年全球經濟增速為3.2%，較上次預測下調了0.9個百分點。聯合國貿發會預測2022年全球經濟增速為2.6%，更較上次預測下調了1個百分點，且認為增速低于2021年(5.6%)的3個百分點中，有兩個百分點是由俄烏沖突之前的結構性和政策性因素所致，另一個百分點才是俄烏沖突的結果。世界貿易組織最新預測，由于全球經濟前景黯淡，預計2022年全球商品貿易量將增長3.0%，低于之前預測的4.7%，而2021年為9.8%。更值得擔憂的是，美聯儲大幅加息一旦刺破美國股市、樓市和信貸市場泡沫，可能引發難以預料的深度經濟衰退。

　　另一方面，金融市場將動蕩不穩，發展中國家債務違約風險上升。美聯儲大幅加息預期已經導致歐美股市連續下跌。美聯儲加息除了引起其他國家股市、匯市動蕩外，對發展中國家來說，更容易引發資本外逃以及債務違約風險。2021年9月以來，發展中國家的債券收益率一直在上升，這是金融狀況收緊的明顯信號。根據聯合國貿發會最新一期貿易與發展報告，發展中國家在2022年預計需要3100億美元(相當于2020年底外部公共債務未償存量的9.2%)來滿足外部公共債務的償付要求。在一個資本流動不暢、匯率不穩定和借貸成本上升的國際環境中，新的金融沖擊波很可能把一些發展中國家推向債務違約、發展停滯甚至衰退的困境。

　　(作者：竺彩華，系對外經濟貿易大學國際經濟研究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