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社會科學院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中心特約研究員 盧昊
政治互信、經濟合作與人文交流是國家間穩定關系的主要構成，也是一國構建對外政策的重要支柱。當前，國際關系日趨打破傳統界限，參與主體從政府官方拓展至民間社會性的非官方組織乃至個人，關鍵議題從政治、軍事等“高政治”領域下沉至社會、文化等“低政治”領域。在此背景下，承載官民往來、驅動觀念交流、促進情感認同的人文交流日益在對外政策中發揮重要作用。
在周邊各國中，日本與中國地緣相鄰、文緣相通、文化相近，交流淵源深厚。中日兩千年關系當中，人員往來、文化交流貫穿始終，作用顯著。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以來，人文交流更是發揮了以“民交”促“國交”的重要作用，不僅積累了豐碩成果，亦在相當長時期內支撐了兩國關系的穩定發展。邦交正常化初期，中日兩國政府主導推動人文交流項目，促成兩國民眾交流熱潮，構成了“蜜月期”中日關系的重要部分。中國改革開放的推進與深化，中日兩國各層級對話、交流機制的拓展與完善，為進一步擴大中日人文交流規模、推動交流形式多樣化創造了有利條件。直至新冠疫情發生前的2019年，中日人員往來達到創歷史紀錄的近1300萬人次，根據日方統計，兩國締結友好城市超過390對。同年，按照兩國領導人達成的重要共識，中日高級別人文交流磋商機制首次會議在東京召開，圍繞文化、旅游、教育、體育、媒體、影視、地方、青少年、婦女等領域達成了8項重要共識，從而為中日人文交流開辟了新的局面。但是，經歷疫情沖擊和國際戰略格局劇變，中日關系面臨的形勢更為復雜、挑戰更為嚴峻，兩國人文交流亦處于關鍵的十字路口，民眾感情趨向負面、人員往來“逆差”擴大、交流內容亟待改善等既存問題進一步凸顯。
除了疫情因素，由于兩國政治關系波折、戰略互信欠缺，中日人文交流所面臨的阻力與障礙有增加之勢。日本政府積極配合美國對華競爭戰略、加強對華綜合制衡力度，導致中日關系正處于相對低谷期。也要看到，在中日關系保持基本穩定前提下，人文交流仍是維系兩國溝通渠道、增進協調共識的關鍵。2022年和2023年分別為中日邦交正常化50周年及《中日和平友好條約》締結45周年，盡管面臨困難，但中國政府及民間，以及日本友好人士仍積極組織紀念活動，推動人文交流開展。近年“北京-東京論壇”的“中日關系輿論調查”顯示，超過60%的中日受訪者認同民間人文交流對于改善中日關系的重要作用。2023年11月中旬，中日領導人在舊金山舉行會見，重新確認全面推進戰略互惠關系，同意適時舉辦新一輪中日經濟高層對話、中日高級別人文交流磋商機制會議。2024年4月，中國公共外交協會和中國駐日本大使館在日本共同舉辦中日高級別人文交流論壇。同年5月下旬，中日韓領導人會談時隔四年再度舉辦，三國同意拉緊人文交流紐帶，以舉辦中日韓文化交流年為契機，推動三國人民實現從“居相鄰”到“心相通”。在此背景下，人文交流迎來了新的復蘇機遇，再度肩負起穩定發展中日關系、推動區域合作的重要使命。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人民友好是促進世界和平與發展的基礎力量，是實現合作共贏的基本前提。”針對中日關系，總書記還在中日友好交流大會上指出：“中日友好的根基在民間，中日關系前途掌握在兩國人民手里。”當前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下，加強人文交流，筑牢對外友好關系基礎，是踐行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外交思想、人民外交路線的重要環節。對外人文交流應以促進中外民心相通、理念相容、情感相融為目標，以服務國家改革開放和促進對外關系發展為根本。需要積極發揮人文交流對中日關系的建設性作用，充實雙邊關系內涵，拓展友好合作空間，為東亞區域合作發展創造條件，樹立典范，注入動力。日本政府應端正對華認知，放棄冷戰思維與遏華邏輯，理性而善意地看待中國的現實發展，不再刻意制造兩國“認知鴻溝”，編織渲染所謂“中國威脅論”“中日敵對論”。同時，我們期望中日兩國更多有識之士能攜手相向、共同努力，堅定維護和平、友好、合作的大方向，積極探索加強兩國人文交流的辦法與渠道，扭轉兩國關系走低、國民感情惡化、交流障礙增加等趨勢，不僅為中日關系的未來發展創造長期可持續基礎，也為本地區文明交流互鑒，人文共同體、人類文明新形態的構建做出應有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