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東部沿海地區勞動密集型企業調查發現，一些企業的“地板工資”沒有考慮到工人的社會發展、社會成長需要。受訪專家建議，將工人的“社會成本”計入工資標準。（《瞭望》6月21日）在富士康事件后，“地板工資”成了一個新名詞，它是指一些企業近年來規模、效益逐年遞增，但農民工的工資水平還和10年前差不多，這些企業大都按照當地最低工資標準給農民工發薪水。在受訪專家看來，要改變這種狀況需要在制訂最低工資標準時，打破現有的過于偏重企業經濟成本核算、忽視員工社會成長成本的現狀，讓工人能通過工資獲得在社會上發展、成長的合理成本。
依筆者之見，忽略“社會成本”，揭開了中國工人低工資的一大秘密。政治經濟學中的常識早就告訴我們：工資本質上是勞動力的價值或價格，而勞動力的價值，是由維持、發展和延續勞動力所必需的生活資料的價值決定的。也就是說，在制訂工資標準時，必須考慮“維持、發展和延續勞動力所必需的生活資料”的價值因素。讓機器正常運轉尚且需要消耗能源，還必須經常保養、維修；人不是機器，人不僅需要消費生活資料，還應該實現“體面勞動”、有尊嚴地生活。
但長期以來，中國大部分勞動密集型企業，幾乎都將所在地的最低工資標準作為“當然工資標準”——曾幾何時，這種低勞動力成本還被某些經濟學家稱為“后發優勢”。
自上世紀90年代初以來，中國工人的低工資已維持了相當長時間。不過實踐證明，這并不是一個可持續的模式，近年來屢屢出現局部性用工荒，今年以來更始有多個地方的工人要求加薪，這些都在提醒用工企業，中國的勞動力不可能再一直廉價下去。經濟學家們也開始反思，所謂的“后發優勢”不過是一種“低人權優勢”。而年輕一代的中國工人，更不甘心重復父輩的悲劇，開始以各種方式向低工資現象“說不”。
多少錢才能維持一個工人最基本的生活，包括租房、吃飯、治病等？中國人民大學勞動關系研究所所長常凱做過一個調查，測算下來的結果是，在深圳最起碼需要1200元。“這1200元就是保證最基本的生活，沒有包括撫育后代、文化生活等方面的支出，離體面勞動、尊嚴生活的標準還差很多呢。”而從下個月起，深圳的月最低工資標準才將上調到1100元。顯然，一些城市的最低工資標準，無法維持一個工人最基本的生活，更不用說考慮工人的社會發展、社會成長需要了。
1959年7月24日，赫魯曉夫和尼克松展開“廚房辯論”。辯論開始是他們停步在樣板住宅的光潔漂亮、設備新穎的廚房的時候，尼克松說這是一所典型的美國住宅，幾乎任何美國工人都能住得起這樣的或類似的房屋，赫魯曉夫昂起頭來表示蔑視。但事實最終證明，尼克松是正確的，今天的美國工人，基本上都住上了這樣的房子（盡管也有很多貸款要還）。
高工資并不必然保證勞動者能活得有尊嚴，但是合理的工資是勞動者生活尊嚴的一個基礎。只有“地板工資”根本談不上尊嚴，更不用說工人的社會發展、社會成長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