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三八婦女節，代表委員連日來聚焦“婦女權益保障”，從反拐賣到保障婦女生育權益、杜絕性騷擾等為婦女發聲
收買被拐賣婦女兒童罪刑期太低？建議提高法定刑
今年兩會期間，成都商報-紅星新聞推出兩會特別專題欄目《兩會請回答》。本期聚焦“婦女權益保障”，從反拐賣到保障婦女生育權益等，成都商報-紅星新聞對話全國人大代表、中華全國律師協會副會長、廣東勝倫律師事務所主任肖勝方，全國政協委員、湖北省首義律師事務所主任謝文敏，全國政協委員、上海外國語大學法學院副教授、上海市婦聯兼職副主席黃綺等多位代表委員。
精彩觀點
反拐賣：
將收買被拐賣婦女兒童罪的法定刑加以提高，最高可判處死刑，以起到震懾和預防作用。
保障女性生育權益：
將產假時間從目前的98天延長到至少18周，大力推行男性陪產假。
保障離婚后的女性權益：
增加“夫妻財產知情權”條款，讓夫妻之間持夫妻關系有效證明查詢對方財產成為可能。
杜絕性騷擾：
盡快建立性侵違法犯罪信息共享查詢平臺
“嚴厲打擊拐賣婦女兒童犯罪行為，堅決保障婦女兒童合法權益”，3月5日上午，當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在人民大會堂作政府工作報告講到這一句時，現場立刻爆發出熱烈掌聲。這是對社會關切的呼應。
在今年全國兩會上，一些代表委員圍繞拐賣婦女兒童的相關的議案提案也受到社會各界的關注。與此同時，還有更多的代表委員在圍繞更廣泛的婦女權益遞交議案提案。除了反拐賣，婦女權益還有哪些問題值得深入關注？
收買被拐賣婦女兒童罪刑期太低？
建議提高法定刑，嚴厲打擊此類犯罪
全國政協委員、上海外國語大學法學院副教授、上海市婦聯兼職副主席黃綺向大會提交了《關于落實〈中國反對拐賣人口行動計劃2021-2030年〉的建議》。她表示，“由于地區經濟發展的不平衡，男尊女卑觀念的根深蒂固，以及男女比例嚴重失調，導致拐賣人口現象一直不能根除。”她建議，對拐賣人口的犯罪分子提高刑期，建立強制報告制度，讓反拐達成切實效果。
黃綺向記者表示，目前刑法第241條收買拐賣婦女兒童罪的處罰，應當和第240條拐賣婦女兒童罪的刑罰一致，可以判至無期徒刑甚至死刑，因為收買和拐賣是互為條件，相互作用的對向罪，是共同犯罪，必須同罪同罰。同時，提高第242條“以暴力、威脅等方法阻礙解救罪”的刑罰，對首要分子給予5年以上的判罰，如此才能威懾聚眾阻撓解救的人，讓這些人去除法不責眾的僥幸心理。她還提出，目前司法實務中有數罪并罰的判例，但刑期也普遍不高，因此依法大幅提升刑罰打擊力度是當務之急、有效之策。
全國政協委員、湖北省首義律師事務所主任謝文敏和全國人大代表、中華全國律師協會副會長、廣東省律師協會會長、廣東勝倫律師事務所主任肖勝方同樣提出提高收買被拐賣的婦女兒童罪的法定刑。
肖勝方認為，現行法律更為注重打擊“拐賣方”，而忽視了對“收買方”的懲治。他表示，從我國現行刑法對“拐賣婦女、兒童罪”“收買被拐賣的婦女、兒童罪”的罪狀及法定刑來看，現行立法對拐賣婦女、兒童行為施以較重的刑罰，而對收買婦女、兒童的行為將法定刑規定為“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即法定最高刑僅為三年。可見，現行立法對于“收買”行為是否要被嚴懲，仍保留著較為保守的態度。立法上重“拐賣”、輕“收買”的刑罰規定，實質上在一定程度上助長了“買賣市場需求不斷”之風。
他提交關于修改刑法，調整拐賣婦女、兒童類犯罪罪名、罪狀表述以及提高其相應法定刑的議案，建議參照拐賣婦女兒童罪相應提高收買罪的刑期，提升至“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嚴厲打擊此類犯罪。
謝文敏則認為：“由于受害人強烈反抗、逃跑，在收買被拐賣婦女兒童罪中，往往伴隨強奸、故意傷害致人重傷、虐待等行為。”雖然刑法也規定在收買被拐賣婦女兒童罪中，犯有其他罪名的，按照其他罪名定罪處罰，但是這類犯罪取證困難，追責并不容易。因此，謝文敏建議，將收買被拐賣婦女兒童罪的法定刑加以提高，最高可判處死刑，以起到震懾和預防作用。
如何更好保障女性生育權益？
生育保險覆蓋靈活就業人員，增加男性陪產假
除了反拐賣，圍繞女性生育及相關生育保險、產假、陪產假等權益，也是代表委員關注的重點。
全國人大代表、山東中醫藥大學第二附屬醫院主任醫師、博士生導師孫偉向記者介紹，她的兩會建議是完善生育保險制度立法，將生育保險覆蓋至所有用人單位，將靈活就業群體等納入生育保險覆蓋范圍。同時爭取覆蓋所有生育主體，做到應保盡保。對于領養新生兒的父母，也應當平等享受產假、生育津貼等生育保險待遇。對于產假，孫偉建議，將產假時間從目前的98天延長到至少18周，產假期間的生育津貼由生育保險基金支付。
謝文敏則建議，地方社會保障體系對生育二孩、三孩的家庭按月發放生育補貼，健全現行社保已經涵蓋的生育津貼外，還應另行增設生育補貼制度。大力推行男性陪產假。
對于產假和陪產假的成本，孫偉建議，配偶護理假津貼由生育保險基金支付，以減輕就業性別歧視，推進平等就業，進一步體現男女共擔家庭責任的導向。為有3歲以下幼兒的父母提供每年一段時間的育兒假，休假期間的津貼由生育保險基金支付。
離婚后的女性權益如何保障？
照顧家庭承擔較多義務，離婚補償應有體現
今年全國兩會，正值《婦女權益保障法》迎來大修。去年年底，《婦女權益保障法》修訂草案首次提請十三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三十二次會議審議。草案擬對離婚時家務勞動經濟補償增加規定。
在實踐中，黃綺發現，“司法實務中對離婚經濟補償制度的適用仍然比較謹慎保守。判決支持補償請求權的案件數量不多，金額也不高，目前看裁決支持的補償金額高的也就五萬元，低的才數千元。”
黃綺指出，受“男主外、女主內”的傳統觀念以及男女兩性固有的生理差異的影響，現實生活中女性更容易成為家務勞動的主要承擔者。離婚經濟補償制度的立法目的能否實現、家務勞動價值究竟如何評價，事關婦女權益保障。她建議，應該增加“夫妻財產知情權”條款，讓夫妻之間持夫妻關系有效證明查詢對方財產成為可能。同時由最高人民法院制定司法審判的指導意見，明確判決情況下離婚經濟補償應考慮的因素、如何合理確定經濟補償數額、比例，離婚經濟補償與分割夫妻共同財產的區別等，以在全國司法實務中統一法律適用。
如何杜絕性騷擾？
盡快建立性侵違法犯罪信息共享查詢平臺
修改的《婦女權益保護法》也擴充了婦女人格權益的內容，將對婚姻關系中一些婦女權益的保護延伸到了戀愛、同居關系中。對用人單位在預防制止性騷擾方面也提出了要求。對女性人身的保護之外，還提出了禁止迷信和精神控制殘害婦女。
《婦女權益保障法》對于“禁止利用職權、從屬關系、優勢地位或者照護職責對婦女實施性騷擾或者與其發生性關系”進行了重申。
對此，黃綺在今年兩會提出了應該盡快建立性侵違法犯罪信息共享查詢平臺的建議。黃綺表示，面對幼兒園及中小學內性侵事件多發的現象，如何為未成年人提供安全的學習成長環境，教職員工入職品行查詢確實非常必要和緊迫，尤其針對性侵違法犯罪信息的查詢。
2020年8月20日，最高人民檢察院、教育部、公安部聯合出臺了《關于建立教職員工準入查詢性侵違法犯罪信息制度的意見》規定。黃綺發現，規定發布一年多了，但全國層面尚未建立可供查詢的共享平臺。學校作為應當查詢的責任人卻苦于找不到查詢的平臺，只能要求入職人員主動提供“無犯罪記錄證明”。但有些性侵違法行為未必構成犯罪行為，比如有些猥褻婦女行為可能只進行了行政處罰等，犯罪記錄上就沒有登記了。因此能開具“無犯罪記錄證明”的人，不等于沒有性侵違法行為。
她建議，教育部盡快建立統一的信息查詢平臺，提供給地方教育行政部門進行查詢。公安部主動對接教育部的統一查詢平臺，共享與提供被查詢人性侵違法犯罪相關的信息，為各教育相關的單位提供錄用教職員工時查詢擬聘人員性侵違法犯罪的可能性與可操作性。教育行政單位應在得到被查詢人授權情況下進行查詢，并對查詢的個人信息無論最終是否錄用都要加以用途限制，以防導致對個人隱私信息的侵權情形發生。
成都商報-紅星新聞記者 吳陽 北京報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