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點特稿第1259期
上海醫院：與奧密克戎交手的第一線
編者按
5月17日上海市疫情防控新聞發布會介紹，上海全市16個區都已全面實現社會面清零。
這一天來之不易。過去一個多月，上海各級醫院的醫務工作者在疲憊中以變應變。我們總結了他們的經驗與思考，尋找與奧密克戎交手的規律、方法，遵循求是科學的醫學精神，讓正在或可能面對挑戰的其他城市，用最小的代價，實現最大的防控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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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條線是從小小的個位數出發的。它緊緊地貼著0例感染數這條底線。
3月1日，上海通報新增1例本土新冠肺炎確診病例和1例無癥狀感染者。
兩天后，我們仍然感覺不到它微微的波動，還是個位數：2個超市員工被確診為新冠肺炎病例，3人被診斷為無癥狀感染者。但這5人涉及195名密切接觸者，次密接者342人。
接著，零零星星的感染者出現，這條線仍然貼靠著0底線，它只是肉眼看上去變粗了一點點。
3月29日，上海市新增本土確診病例數字從28日的96擴大到326，無癥狀感染新增5656例。這條感染線跳出0這個地平線了。
接下來的12天里，這條曲線呈近乎90度攀爬，有時日新增突破2萬。
如今，奧密克戎這個難纏的隱形對手讓上海這座2500多萬人口的超大城市，累計超60萬人感染。
在與奧密克戎交手過程中，上海涌現過各種緊急醫療求助信息。我們聯系了社區衛生服務中心、二級醫院、三甲醫院、互聯網醫院、外省援滬隊等11個單位，采訪了30多個受訪者。他們說，上海正在轉好，最焦慮、困難的時刻過去了，但遠不到可以松口氣、歇歇腳的時刻。
一位醫務工作者說，希望我們記錄下上海醫療抗疫的過程，提出建設性意見，讓下一座與奧密克戎對陣的城市，“舉一反三”，不再走太多彎路。
5月1日以來，該市醫療機構逐步恢復了日常醫療服務，但尚未完全恢復到疫情前的狀態，市衛健委將加快推動醫療機構的復工復醫。
將更多人、財、物下沉到社區
4月，上海251家社區衛生服務中心，被核酸采樣牽制住了。
緊急的采樣任務總會在夜晚出現，普陀區桃浦鎮社區衛生服務中心的全科醫生付瑩一天頂多睡3-4個小時，隨著采樣任務增多，她常常要暫停接診，參與全區核酸大篩查和流調轉運。
根據2022年3月印發的《區域新型冠狀病毒核酸檢測組織實施指南(第三版)》，需要配備的核酸采樣人數約為人口總數除以360。也就是說，桃浦鎮需要約583個醫護工作者才能完成核酸采樣工作，但桃浦鎮社區衛生服務中心只有100多名醫護人員。
3月19日普陀區核酸大篩，這家社區衛生服務中心就幾乎把所有人撲了上去。
同樣的情況出現在北蔡社區衛生服務中心。這里有30萬常住居民，卻只有北蔡社區衛生服務中心一家公立醫院。疫情前，這里每日門診量大約在2000次。對一個社區衛生服務中心來說，這是相當大的工作量。
北蔡有9個城中村，為了避免交叉感染，醫護人員不在城中村設采樣點，而是坐上三輪車，到群居房門口，為居民做核酸。每次跑村里測核酸，醫護人員都會干得比較晚——路太難找了。
3月24日，這家社區衛生服務中心接到任務，要為57000名居民做核酸篩查。但當天來做核酸的人源源不斷，核酸一直做到了凌晨4點，最終共采樣154063人。
那天，北蔡社區衛生服務中心主任宋徽江不斷向上級請求支援，前后有十幾家社區衛生服務中心派人過來。后來，防護服、采樣試管也不夠了，宋徽江四處去借。
誰也沒想到，陽性病人越篩越多。3月26日，上海市累計新冠感染者已經破萬，單日新增感染人數2600多人。
剛開始封控時，桃浦鎮社區衛生服務中心主任劉晨預計，核酸大篩工作會在4月5日左右結束，醫院里只留了一個門診。但是5日后，他收到一輪又一輪的核酸任務，醫護人員不得不一直堅持工作。人員緊張，區里調動資源，把校醫、有醫療背景的志愿者動員過來。
4月以來，除了病房護理、精神障礙患者服務、開具死亡證等服務，北蔡社區衛生服務中心其他醫療服務都斷了，只開了兩個簡易門診配藥。“減員”還不少，最多時，130多個醫護里，47個出現核酸異常。
原本承擔老年護理、慢性病管理任務的社區衛生服務中心，很難顧及封控區居民的就醫需求。桃浦鎮社區衛生服務中心曾嘗試過在封控小區派一醫一護進駐，滿足最后一公里的就醫需要。但隨著被封控的小區越來越多，他們沒有足夠人手，這個方案也被迫停下來。
基層醫療機構首先變成了薄弱的一環。中國衛生經濟學會理論與政策專委會副主委林楓說，上海大多基層衛生組織在過去的兩年里非常疲憊，“已經到了頂不住的時候”——上海境外輸入病例多發，而隔離點、觀察點主要由這些一級醫療機構管理。
在全國新冠肺炎醫療救治專家組成員蔣榮猛的論文里，基層醫療衛生機構被稱作疫情的第一道防線，是“守門人”。他建議，基層醫療衛生機構應該充分發揮家庭醫生的作用，做好輕癥居家隔離和恢復期患者的管理和指導，以免患者涌向綜合醫院，影響綜合醫院正常的醫療秩序。
但在上海，社區衛生服務中心的大部分力量投入在核酸篩查和轉運。一個家庭醫生在防疫工作中忙得團團轉，她簽約的病人遇到醫療問題，發信息找她求助時安撫她，“你忙，有空了再給我回”。
社區衛生服務中心幾乎被抽空后，核酸采樣的工作仍有人員缺口。于是，二級醫院也抽離部分醫護人員參與核酸采樣。
嘉定區南翔醫院副院長田源介紹，該院是二級甲等醫院，共有500多個醫護人員，最多時要外派300人，分別接管4家隔離酒店、1個密接者隔離點、1個區級方艙，只剩下約200人留在醫院接診。每天醫院還得從剩余200人里再抽人去做核酸采樣。田源解釋，由于危急重癥患者較多，醫院會優先確保急診科、ICU的醫護，從其他科室抽人完成核酸采樣工作，所有科主任帶頭參加，副院長也得去現場協調。
核酸采樣人員的缺口太大了。湖北省腫瘤醫院援滬醫療隊隊長江亮最初抵達上海時，上海醫護的缺口有兩萬多人。他們經常晚上值班方艙，白天核酸采樣。浙江先來了3000人支援采樣，一個月后又換了2800人頂上。
林楓認為，在分級診療思想下，疫情下各級醫院首要的任務，是負責好原本“自己的病人”。當基層沒有工作人員守在病人身邊，二級、三級醫院也很難在原有的軌道里運行，要彌補基層人力的缺口。
更難的是，即使投入一級、二級醫院的人力，外援力量加入，多輪核酸大篩始終沒有找出所有感染者。
復旦大學公共衛生學院教授羅力認為，如果上海的核酸大篩起步更早，能更有效遏制病毒傳播。他認為，在病例很少的時候，全員核酸篩查帶來的人群聚集傳播風險可以控制在低水平，就算是發生了，也有足夠資源在短期控制住。“但當每日新增病例上千，甚至上萬，這一人群聚集傳播風險較高，對于核酸檢測規范性的要求陡然增加。封控背景下，全員抗原檢測更為合適。”
在社區內，陽性患者像滾雪球一樣越來越多。當北蔡社區衛生服務中心出現了第一個住院的陽性患者時，宋徽江想把陽性患者轉診到定點醫院去——北蔡社區衛生服務中心是在鎮政府辦公用房基礎上改建，修建時沒有考慮傳染病的建筑要求，而且，這里只有基礎的心電監護儀，沒有呼吸機。
但陽性患者越來越多，大多是生活不能自理的老人，需要家人陪護，如果家屬不同意轉，醫院也不能轉。最終能轉走的病人很少。
北蔡社區衛生服務中心是宋徽江工作過的第五家社區衛生服務中心。他發現，在醫療資源豐富的上海，社區衛生服務中心屬于資源相對匱乏的地方。如果想把社區衛生服務中心的功能發揮好，上海未來要加大投入，將更多人、財、物下沉到社區，包括人才、技術、檢查設備。
上海市衛健委《上海市社區衛生服務能力標準(2019版)》要求城區每萬人口擁有的全科醫生數量達到4人及以上，郊區每萬人口達到3.3，每萬名居民配備1.5-2.5名公共衛生醫師。在桃浦鎮，全科醫生數字去年剛剛達標，公共衛生醫師也難招，劉晨說，“公共衛生方面的人基本上不會到我們社區來的，大部分首選去市級疾控部門。”
讓床等人
在羅力看來，方艙建設需要提前謀劃、及早決策。當一個城市新增感染者分散在各個區并每日新增超100人時，政府就要考慮緊急建設方艙，最好常備一些方艙醫院，24小時配置基本設備后就可以啟用。他認為，如果上海能提早建設方艙，早期就把陽性病人“應收盡收”，能減少社區傳播。
3月24日，上海第一家市級方艙醫院嘉荷新苑啟用，設床位1900張。而3月24、25、26三日，上海每日新增本土新冠肺炎感染者都超過1000個。
羅力舉例，假設一開始有1000個陽性感染者，只有500張床位，剩下500人留在社區繼續傳播病毒，按一比四的傳播比例，隔一天就多了2000人陽性感染者，那第二天再建500張床位也不夠。他認為，哪怕是早期建設的方艙到最后沒用上，也是有價值的，“早期的冗余是為了將來的節約”。
瑞金北院急診科主任和創傷中心主任陸一鳴也有相似的觀察：早期方艙不夠用，陽性病人在等床。他認為，理想的情況是，提前做好可能發生的大疫情應對措施，讓床等人。
他所在的上海交通大學醫學院附屬瑞金醫院(北部院區)，是嘉定區最大的三級綜合性醫院。3月19日，該醫院接到通知，要求最短時間內整體轉換為收治新冠病人的定點醫院，是上海市最早的一家。當天晚上，瑞金醫院連夜將北部院區內近800個非新冠住院病人轉運至在其他醫院后，第二天便開始收治新冠病人。
4月8日，上海新冠感染者人數接近10萬。當時，上海正加緊方艙建設，4個市級方艙已有3.8萬張床位投用，而當時上海最大的國家會展中心(上海)方艙，有5萬張床位將在9日分批交付，依然有陽性患者在等待床位。
羅力認為，過去兩年，上海的精準防控發揮了作用，但大多居民沒有真正經歷過大規模疫情，與奧密克戎短兵相接時，就產生了一系列連鎖反應，各種矛盾不斷產生。
當人數過多，各種問題就逐漸浮現。由于方艙床位不夠，大量陽性病人不得不滯留在非定點醫院，影響非定點醫院接收病人的速度。尤其在4月初到4月中旬，非新冠病人就醫難問題凸顯。
急診開始告急：相比4月初，36家市級醫院的急診量增長了65%。仁濟東院急診科，最多時，一天能檢測出三四十個陽性病人。這是一家非定點醫院，4月初，每天急診科都要接收兩三百個病人，最多一天來了114臺救護車，固定床位早已滿員，病人睡滿了急診大廳。副主任劉黎希望把陽性病人盡快轉出，以免傳播給那些非新冠患者。
但當時，許多定點醫院床位爆滿，還有一些正在改造。 劉黎回憶，4月6日到18日，上海每日新增陽性病例都是兩萬、兩萬、兩萬，這讓科室里許多醫護人員心情低落，“我們不怕工作累、忙，就怕看不到盡頭”。
新增病例最多的一天，4月13日，上海多了27719個新冠感染者。
當非定點醫院接診陽性患者后，會開始消殺，有些醫院要求患者有48小時核酸檢測才能進入。
對此，4月15日，上海市衛健委回應，如果急診患者需要立即進行緊急處置，醫療機構應啟動應急預案，整個過程中，不得以等待核酸檢測結果為由推諉拒絕、延誤治療。
上海市醫療急救中心通信部副部長邵赟也很著急：120救護車的周轉速度明顯下降，急診科病人太多，收治能力下降，救護車不得不在急診科門前排隊等待，直到急診科給病人騰出一張床，又或是救護車把擔架床留在急診科。
許多焦急的求助涌入120熱線中，病人要排隊等待救護車來，最多排到500多號。邵赟說，僅4月6日一天，上海有 9.1萬人撥打了120，其中2.1萬個電話成功被接聽。這兩個數據對比平日120的來電數和接聽數，分別增加了12.3倍、3.3倍，這都突破了120業務歷史峰值。
邵赟回憶，有時救護車抵達醫院門口，被告知剛出現陽性患者，正在消殺，不得不往下一個醫院送。一個救護車司機說，常常不知道哪家醫院是正在開放的。還有的救護車，被爆滿的急診科“壓床”，最久的壓了7個小時。
一些市民被120告知，要自行聯絡醫院后，才能派救護車接送，但許多患者撥打醫院熱線后，常常無人接聽，不知道該去哪家醫院。
4月17日，一位上海市民做了個實驗，撥打15家三甲醫院電話，詢問其急診是否開放，11家都“暫時無人接聽”或被自動掛斷，耗時一個半小時。
非新冠患者里，血透病人是最緊急的那一撥兒。封控時期，交通對于血透病人是大難題，“有了血透名額，沒有車，有了車又沒有名額”，加上越來越多的血透科因為發生院感而關門。
4月5日，浦東醫院在曹路鎮一家“剛開業半年、只有空殼子、墻頭氧氣表頭也不配對”的社區衛生服務中心，24小時內緊急搭建起臨時血透中心，上百臺透析機一刻不停地運轉，“有些透析機，因為溫度太高一直在報警，’溫度過高，溫度過高’。”護士拿消毒濕巾擦拭，給機器降溫。穿著防護服在血透室工作的護士幾次暈倒，下班時，衣服都能擰出水。
浙江省人民醫院血液凈化中心護士鐘琦記得，支援復旦大學附屬中山醫院的第一天，一位老人被社區的工作人員送來醫院。這個已經3天沒血透的老人，再不敢多吃飯，不敢多喝水。老人格外珍惜這次血透的機會，一直重復地懇求鐘琦，幫她調整數值，“多拉一點水”，因為“不知道下一次血透是什么時候”——老人不希望總是麻煩社區來回接送。
5月16日，國家衛健委主任馬曉偉在《求是》雜志發文，稱早期防控能力要提級強化，收治隔離能力要再加強，提前規劃準備定點醫院和亞定點醫院、永久性方艙醫院、集中隔離點。
發揮互聯網診療作用
造成急診告急、120“大堵車”的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封控時間加長后，病人“缺藥”，“在家扛到沒法再拖”，不得已才來醫院。
在急診科，一位心臟病病人，起初只是心絞痛、胸悶，由于封控管理，一直沒能到醫院看，“等到實在屏(撐)不住來看已經大面積心梗。”
來急診科的糖尿病病人，有兩個極端。“一個血糖很高，一個血糖很低。”前者是封控后，病人斷藥后一時間配不到藥，停藥多天后，血糖升高；后者是藥沒停，但食物短缺，吃的少了，血糖降低。還有一位女患者，因為買不到蔬菜，連吃了兩頓肉，“進食油膩，胰腺炎發作”。
買藥難、看病難成為4月上旬突出的問題。
比如，靜安區有6300多名在冊精神病人，封控期間，社區精神病人用藥需求激增。靜安區精神衛生中心副主任劉寒回憶，為了讓社區精神病人“有藥吃”“有人管”，醫院開通了藥物維持熱線，僅4月5日-12日就接到近200名患者求助電話。以往，這些患者由社區衛生服務中心直接對接，但社區的人撲在防疫上，且相對于社區衛生服務中心，靜安精衛的精神科藥品品種更全。特殊時期，藥的壓力落在他們身上。
許多醫院的醫護人員回憶，醫院的藥房始終庫存充足，但因為物流問題，醫院無法把藥品送到患者手上。許多社區涌現配藥志愿者，帶著患者的醫保卡，去好幾家醫院代配藥，有時在一家醫院排隊就要三四個小時，最后騎共享單車，肩背手提地把七八十個病人的藥背回去。
南翔醫院消化科醫生陸敏也說，從4月初到中旬，她每天要去醫院簡易門診給那些即將斷藥的患者配藥，從早到晚，要開兩三百張處方。
上海市兒童醫院藥學部主任孫華君看到網上流傳的一則視頻里，居委會干部對社區里求藥的老人說，“我也很無奈，我也沒辦法”，他跟著哭了。他甚至不敢看每天處方單的具體數字，“都放在電腦里，我就是不敢去拉出來看”。
他回憶，這種藥品“流入大于流出”的不平衡狀態是從3月下旬開始的，因為物流中轉站被封控。
他曾以為4月5日之后社會化物流可以恢復，安慰患者家屬，“物流恢復后會盡快發出”。但5日過去了，還是沒有動靜，醫院累計積壓了3000單。兒童醫院互聯網醫院辦公室主任鈕駿發動了“順路帶”活動，讓一些醫護每天下班去小區或附近送藥，一天能送個十幾單，有的下了夜班還去送。
上海一家醫藥公司組織了50多個原本從事財務、行政工作的員工成為送藥志愿者，開私家車送藥。但他們一旦在住地出現陽性或密接，就“團滅”出不來了。
4月10日左右，一家外賣平臺的送藥志愿者來到兒童醫院，把送藥效率提升了一倍，有醫生感慨，還是得專業的人做專業的事。
看病難，一時間互聯網醫院涌進許多復診的病人。鈕駿介紹，3月暴發疫情以來，兒童醫院線上咨詢量同比2021年增加53%，在線復診量增加216%。
3月15日至5月3日，超過3.5萬人次在仁濟醫院互聯網醫院線上復診、咨詢，與去年同期相比增長超過10倍以上，近900名醫生注冊在線，每天的醫生中，近40%為高級職稱專家。蔣榮猛曾在論文《健全基層醫療機構第一道防線》中提到，互聯網診療服務能促進分級診療，分流病人，避免大醫院的優勢醫療資源被“擠兌”。
但目前，互聯網醫院也有許多問題。比如，無法用冷鏈配送胰島素等藥物；很多病人對互聯網醫院操作不熟練。長征醫院內分泌科醫生鄭驕陽在互聯網醫院上接診，發現看一個病人比以往時間更長。不少老年病人對互聯網操作不熟練，沒看到短信叫號提醒，經常叫號叫半天，沒人進入線上診室。
她分析，在疫情前，許多醫院對互聯網的投入不多。如果想解決這些問題，還需要醫院協調財務科、軟件科、藥房、信息科等多部門的配合，“相當于要辦第二家醫院”。
及早識別有重癥傾向患者
4月中下旬，上海開始將老年、重癥患者作為救治重點。
“不是這波疫情，我都不知道上海有這么多高壽老人。”一位上海公共衛生中心的醫生每天忙于給老人寫病史，開醫囑。有的老人基礎病多，要吃20多種藥。她每天晚上睡不著，想的都是怎么給老人用藥。
一位醫生形容這些老人像一根火焰微弱的蠟燭，“正常狀態下可以一點點熄滅，但你輕輕吹一口氣，加速蠟燭的熄滅。對老人來說，新冠就是那一口氣。”
上海公衛中心呼吸與重癥醫學科副主任張曉林向記者表示，許多老年人感染新冠后，肺部反應并不明顯，但感染“真正損害的是一個系統”，“一個是凝血系統，一個是肺泡上皮系統，這些問題出來后，影響全身，老年人本身就處于一個非常脆弱的平衡狀態，稍微有一點負擔就會打破這個平衡，一旦平衡打破，人體自我糾正能力喪失，就會變得越來越重。”
羅力分析，在任何城市，第一批感染者都是以活動范圍廣的年輕人居多，后面才輪到活動范圍小、甚至在院的老人。如果這個城市及時把前期感染者收進方艙，就能減少后續老人感染，養老院、康復醫院出現感染者的情況。
新增病例最多的一天，4月13日，上海多了27719個新冠確診者。
桃浦鎮社區衛生服務中心主任劉晨在4月17日晚突然接到通知，普陀區人民醫院將和他們合作新建一所收治老年陽性患者的定點醫院。
可在他們面前的，是一棟剛完成硬裝修的六層樓，施工圍擋還未拆除，144個房間空空如也，連窗簾都沒有。他們要在24小時內把這個正在施工的老年護理院改造完成。
劉晨找來十幾個工勤人員，但對方一聽說是去定點醫院，只剩下2個愿意干，因為封控，供應商也很難把物資送來。他一夜沒睡，向上級求援，最后調來200張正式病床、一大批木板床和行軍床、基礎的急救設備、藥品。第二天從下午到凌晨，500多個老人被運來這里。
這些老人的新冠癥狀較輕，但很多人患有嚴重的偏癱、高血壓、糖尿病等基礎疾病。人很多，一時間，走道上、護士站對面擺的都是床。后來，所有房間都住滿了。這家臨時定點醫院在護工、保安、保潔不到位的狀態下支撐了近一周。
這家醫院一開始是“只進不出”的狀態，按照規定，一些有高危風險病人要及時轉診到上級醫院，進重癥監護室。但當時上級醫院也資源緊張，很難及時轉出去，120也要等五六個小時。一周后，轉診渠道慢慢變得通暢。
截至4月24日，上海累計感染人數超50萬，死亡87人，最大年齡101歲，平均年齡81.1歲。24日當天，上海新增死亡病例51例。
由于方艙出院人數變多，騰出一部分床位和人力，上海開始將方艙改造成定點醫院，服務重癥患者。
湖北省腫瘤醫院的援滬醫生江亮回憶，上海新國際博覽中心方艙醫院其中一些艙位，后續也以定點醫院的標準改造，收治確診病人和重癥病人。
將方艙升級為定點醫院標準，意味著要投入更多的人力。江亮說，原先一個護士能管一兩百個無癥狀感染者；改造后，六七百個醫護人員，管1100多個重癥病人，其中，最大年紀的病人100歲，90歲以上的老人有100個，70歲以上的老人有300個。氧氣瓶、呼吸機等搶救必備的設備、儀器也被陸續調來。
一些重癥傾向的病人堆積在區級定點醫院里，希望轉運到市級定點醫院，但市級定點醫院的床位已滿。“轉運流程比較麻煩，上面的床位也很緊張，有時候一個星期也等不到。”一位院長說。
市級定點醫院也有難處。有些患者轉陰后，無法及時轉運出去。比如，有的患者核酸轉陰后基礎疾病仍然很重，無法及時轉到非定點醫院，只能繼續留在醫院治療。還有的患者轉陰后生活不能自理，回到養老院沒有護工照顧，也滯留在醫院。
根據《新冠肺炎定點救治醫院設置管理規范》，重癥病區應達到醫護比1:3，床護比1:6。多家定點醫院的醫生告訴記者，很難保證達到這個比例。
隨著重癥患者增多，醫生們表示，將重癥救治關口前移很重要。一位醫生說，有的患者從區定點醫院轉運過來，到達醫院時已經危重，只能上ECMO進行呼吸支持。還有的患者剛下救護車，血壓“掉到極點”，剛被安置在床上心臟就停了。
還有醫生注意到，有老人因為在方艙醫院時沒有及時吃藥，導致病情惡化，轉來的時候情況較差、已經陷入昏迷。“到我們這邊來其實治療也很簡單，把藥吃上，營養給他弄好了，四五天就出院了。”
“重癥治療是一個時效性的問題，你錯過了代償期，后續工作會越來越復雜，有可能這個病人就會喪失生命。好比他上坡的時候欠一點力，我推一把，他就上去了。但如果他已經滑到坡底，就會很麻煩。”一位醫生說。
他們建議，區級定點醫院、方艙醫院要及早識別有重癥傾向的患者。
專業的人干專業的事
當一些醫務人員回望近兩個月的抗疫經歷時，總愛強調“專業的人干專業的事”，不能資源錯配，尤其是在空間協調、人員協調上。
在有的方艙醫院，每個艙準備了4個搶救室，配備了搶救設施、藥品。但醫護人員說，有許多搶救室從沒用到過。而一家臨時改造的定點醫院里，早期沒設搶救室，只能在地上搶救，多位高齡老人在搶救條件不足的情況下離世。
在有些社區衛生服務中心，床位沒滿，卻因人力不足，不敢接收上級醫院的康復病人；但一些二級、三級醫院床位爆滿，只能壓下救護車的床，導致許多救護車，因為沒床，不得不閑置。
外省援滬隊里，一個性格內向的醫生，擅長開刀做外科手術，支援上海后，在方艙負責接收防疫、生活物資，和不同的人聯絡。一位曾去過雷神山醫院護理重癥病人的護士，現在在方艙里不斷做心理疏導。
物流人員大多被封控在家里，而有醫生、護士下了夜班要順路送藥——孫華君還見到過一家三甲醫院的院士去小區送藥。他還看到，醫院的年輕醫生剛出了方艙，就去社區采樣，回到醫院又到發熱門診輪班。
桃浦社區一位負責職業慢性病管理的公共衛生醫師，2022年只有1個月留在單位做常規工作，其余時候都駐扎在入境人員的隔離酒店、收治新冠感染者的臨時方艙。據《中國經濟周刊》報道，上海駐隔離酒店醫護人員甚至要承擔取快遞、收垃圾、取外賣的工作，最長一天要工作16個小時，每天睡覺不超過4小時，基本24小時要“在線”。
還有的社區衛生服務中心，只留下八九個人守在醫院。他們要撐起原先150多個醫護人員的工作。
仁濟東院急診科一位護士回憶，每個醫護都做好了充足的防護工作，但仍然有人感染，本質上是在長時間工作后，人的抵抗力下降。
醫護人員“非戰斗性減員”，也極大拖慢了醫院的收治能力。浙江援滬護士鐘琦回憶，4月3日，當她抵達中山醫院時，正在血透室工作的本院護士只有個位數，原先的護士要么感染了病毒，要么被封控在家里。由于護士少，患者正常的透析從每周3次、每次4小時，減少至每周2次、每次3小時。
南翔醫院消化科醫生陸敏也發現，許多居委會干部、社區工作者、志愿者沒有基本的院內感染培訓，不知道如何保護自己，這會給社區感染帶來隱患。
對很多人來說，這種“疲于奔命”的狀態不是從4月才開始。中青報·中青網記者了解到，桃浦鎮社區衛生服務中心從2020年9月投入第一針新冠疫苗接種工作開始，就沒停過。每當接到接種任務，30多個診室只留一半，其他人全去打疫苗，最忙的一天，一個接種點打了5000針。
長時間超負荷工作讓一些醫護人員身心俱疲。靜安區精神衛生中心臨床心理科主任胡海萍設計了一份心理自評測量表，在回收的近500份測量表中，三分之二的一線醫療人員、社區工作者存在抑郁、焦慮、睡眠問題的困擾。
劉晨開始思考，有沒有方法能讓社區醫護人員從核酸采樣里解脫出來、回到日常工作？他想，當核酸檢測常態化，或許可以借助第三方人員，平時加強訓練，需要時動員起來，這樣既能保證平時不冗余，“戰時”又能拉出來。
2021年10月，上海市衛健委印發《上海市醫療機構設置規劃(2021-2025年)》：上海市醫療系統存在一些不足，例如“各級醫療機構功能定位和分工協作機制有待進一步落實，公共衛生體系醫防協同不充分，平急結合不緊密。”該規劃提出，要“建立健全防治融合、有序轉診、平急結合的傳染病救治網絡體系”。
實際上，上海的醫院和床位總量，在全國城市中，一直是排頭兵。截至2020年年末，上海有57家三級醫院，14.1萬張床位， 8.2萬名執業醫師，10.3萬名護士。這個醫療實力發達的城市，有許多優勢和進步：百強醫院數量占全國近兩成；全國診療人次最多的城市；疫情直推系統，直推上海傳染病病例的速度為1-2分鐘，數據即時上傳國家平臺。
但這些醫療資源平攤到上海2000多萬人口上，人均醫院、床位、醫護擁有量，甚至排在中西部地區、長沙等城市之后。在60多萬新冠感染者面前，上海人均有限的醫療資源，更顯得緊巴巴。
織一張更密的網
4月24日以后，上海新增病例數再也沒有突破兩萬。至今，那條確診數量的曲線，以彎彎曲曲的趨勢，下滑。
林楓認為，未來可以把更多醫療資源傾斜到預防老人、高危人群感染上，比如，把沒接種疫苗的老人保護起來，就像太空艙一樣。
除了老人，還有一些因特殊疾病而沒有打疫苗的患者，需要專業的醫護人員關注。
靜安區精神衛生中心醫生姜華說，醫院近600名住院患者因病沒有打疫苗，長期封閉管理，65歲以上占35%，部分患有基礎疾病。3月中旬起，病區開始閉環管理。但4月13日，病區里有人轉陽。至今，經過治療，陽性患者基本轉陰。
徐璐是靜安區精神衛生中心科教科科長。徐璐所在的方艙，臨時改建了兩個房間，作為精神障礙患者的隔離點：窗戶不能開大，要去除一切危險品，門也不能反鎖。這個特殊的方艙最開始準備接收15個病人，但精神障礙患者的需求量大，就增加到25床，靜安區精神衛生中心也抽調更多人手，支援這個特殊的方艙。
回顧上海醫療資源吃緊的情況，林楓說，病毒升級了，所以防疫措施要適當調整。“在奧密克戎時期，應該研究每個策略是不是可以優化，不要死板地抱住它。”
“方艙的作用是巨大的，但是功能要再定位。”林楓說，德爾塔時期傳播率低，方艙儲備量可以少，但奧密克戎傳播力強，方艙的儲備量要加大。方艙有靈活性，可以隨時根據抗疫的需求，改造升級。
比如，方艙可以作為部分輕癥老年人的保護性場所，安排醫務人員巡查，就像慢性病醫院一樣監護和管理。而那些勞務工人、醫院護工等外來務工人員，流動性強，住在集體宿舍，沒有居家隔離條件，也是入住方艙的重點人群。
浙江省人民醫院副院長涂建鋒認為，病毒升級了，傳播速度更高，但有些措施還停留在病毒未升級之前，遇到奧密克戎，防疫政策需要更系統、更完善。
病毒的變化還在繼續。據上海疫情防控工作新聞發布會介紹，截止5月11日，導致本輪本土疫情的新冠病毒，絕大部分為奧密克戎 BA.2型和BA.2.2型。5月4日，世界衛生組織提醒密切監測亞型BA.2.12.1，與其他奧密克戎亞型毒株相比，BA.2.12.1亞型具有更強的免疫逃逸能力，一些研究表明其傳播率比BA.2快23%至27%。《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周報(英文)》5月16日報告了我國首例確診感染新冠病毒“奧密克戎”亞型毒株“BA.2.12.1”的境外輸入病例的具體情況。
“奧密克戎來得太猛了，我們只是一時沒跑過它，但是我們不曾停步，始終在跑啊！”南翔醫院副院長田源在回顧職業生涯中這段最忙碌的日子時說。
5月10日的上海發布會，發言人總結，從地區分布上來看，上海陽性感染者中90%以上來自于中心城區和近郊區，這些地區往往是老舊小區、舊式里弄和城鄉接合部，包括城中村比較集中的區域。這些地區人口密度高，廚衛共用或使用公共廁所等現象較為普遍，存在較多容易導致病毒傳播的風險環節。
發言人說，上海下一階段將以老舊小區、城中村等作為重點工作，強化定期篩查，努力消除可能存在的風險因素和環節。
進入5月，上海正在織一張更密的網。虹口區建設了200多個核酸采樣點，每個采樣點的間距，保證居民步行15分鐘內能抵達。普陀區正加大疫苗接種，把流動疫苗接種點設立在小區門口、樓門口，方便老年人接種疫苗。
閔行區新上線了15家互聯網醫院，其中，13家是社區衛生服務中心。除需要冷鏈配送的胰島素、精神類藥物等，許多藥物可以直接在互聯網醫院上配送，還可以在線上實時聯系上家庭醫生。
而積壓在上海兒童醫院互聯網醫院那3000多單藥品，終于在4月30日見了底。進入5月，能來醫院自取藥品的家長也變多了。
隨著疫情向好，人員流動逐步加快。5月16日，上海宣布將延長門診時間，“中午連一連或下午延一延”，確保當日就診者都能夠得到接診，有序增加周末手術安排，解決疫情期間積壓的手術，也會增加社區衛生服務中心藥品配備，不斷拓展藥品種類，加強對老年人、慢病患者、兒童、孕產婦等重點人群的主動健康管理。
5月15日，上海交通大學醫學院附屬醫院的醫學專家在線上開了一場研討會，探討疫情期間的醫療救治和應急管理。主講的專家都參與了上海疫情醫療救治中，有人剖析了方艙醫療救治的問題和需求，總結上海方艙經驗，有人建議部分區域轉為定點醫院功能時，應該有針對性調整人力、場所、設備，讓重癥患者早期、及時、有效轉移到定點醫院，提高救治成功率。
截至16日，上海有5家市級方艙休艙，這占市級方艙數量的一半，68家區級臨時中轉平臺也全部關停。
一份名為《上海醫療緊急救助》的共享文檔從3月29日開始上線，寫滿了和血透、癌癥、配藥、高血壓、糖尿病、精神疾病有關的求醫渠道。
這份共享文檔的每日求助量在4月15日達到頂峰，有100多條，進入5月，每日新增求助降到10個以下。文檔首頁的數據統計停留在5月6日那天，當天，文檔里只新增了3條求助信息。
(中青報·中青網記者李強、尹海月、焦晶嫻對本文亦有貢獻)
中青報·中青網見習記者 郭玉潔 記者 魏晞 實習生 賈靜晗 來源：中國青年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