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學斌(中共中央黨?！矅倚姓W院〕文史教研部教授、中央黨校創新工程項目“中華文明與中國道路研究”首席專家)

　　今年7月，《求是》雜志第14期發表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九次集體學習上的重要講話《把中國文明歷史研究引向深入，增強歷史自覺堅定文化自信》。在講話開篇，習近平總書記引用“史者，所以明夫治天下之道也”，著重強調黨的十八大以來，黨中央一直重視“要尊崇歷史、研究歷史，確立歷史思維，傳承中華優秀傳統文化”。這也充分凸顯中國文明歷史研究所獨具的悠久鑒戒傳統與現實資政功能。

　　“史者，所以明夫治天下之道也”一語出自宋代學者曾鞏所撰的《南齊書目錄序》?！赌淆R書》是記錄南朝蕭齊一代正史作品，總編撰是出身于蕭齊皇室、齊高帝蕭道成之孫蕭子顯。史書記載蕭氏“幼聰慧，好學，工屬文”，故由其執掌修“國史”之重任。整體而言，《南齊書》詳略得當、史實可信，較全面地反映了蕭齊一代的歷史面貌，但也不免存在曲筆較多、典志不全的缺憾。在北宋任職史館的曾鞏，不僅是名揚古今的唐宋八大家之一，其史學造詣亦非尋常。他負責編校過古代史籍纂撰《英宗實錄》、典修《五朝國史》，《南齊書目錄序》更是“古人序論史事，無若曾氏此篇之得要領者”?？梢娫柲芴岢鍪穼W之作用在于為世人提供治理天下之方法，乃至概括出“知今者，莫若考古”的命題，并不偶然。

　　尤值措意的是，曾鞏在文中提煉“史者，所以明夫治天下之道也”這一論斷前，還專就古之良史標準給出個人意見：“其明必足以周萬事之理，其道必足以適天下之用，其智必足以通難知之意，其文必足以發難顯之情”。在他心目中，著史者須明察必定能夠遍及天下萬事萬物的道理，其所持道必定要適合天下的運用，其才智必定能夠通曉難理解的意思，其文筆必定能夠闡發難以顯露的情形。如此，方能彰明治國理政之大道，史學經世致用之功能方可展開。以古視今，不難發現古代深厚博大的史學積累為當代中國文明歷史研究提供了極其寶貴的傳統資源，需要進一步挖掘、汲取、品味與借鑒。

　　舉其大且要者，中國史學致用傳統有三個特質。其一，求“大”。南宋朱熹曾言讀史“當觀大倫理、大機會、大治亂得失”，意味著研讀歷史首要立意高遠，關懷宏大。無論治史或是治國，皆須從變動不居的歷史進程中探尋時代之大趨勢、大方向，提煉大命題，把握大脈動。如司馬遷修《史記》，時間縱貫三千年，空間橫跨數萬里，人物遍布全階層，體例覆蓋各類型，大構思方成就大手筆，無怪乎清代學者趙翼道：“司馬遷參酌古今，發凡起例，創為全史?！睂Ρ犬斍暗闹腥A文明探源工程，其涉及中華文明起源、形成、發展的基本圖景、內在機制以及各區域文明演進路徑等重大問題，毫無疑問是至為關鍵的課題。這將為完善我國百萬年的人類史、一萬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為人類文明新形態建設提供理論支撐，為推動文明交流互鑒和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貢獻不可替代的成果與思想，堪稱規模龐大、價值巨大、意義重大、影響遠大。

　　其二，貴“通”。先立其大，再貫乎通。清初大儒王夫之認為執政者倘有“經國之遠圖，存乎通識”，則能“通乎事之所由始，弊之所由生、害之所由去、利之所由成，可以廣恩，可以制宜，可以止奸，可以裕國，而咸無不允?！本唧w而言，所謂“通”，首要“博通”，即大量搜輯考察各類尤其一手材料或原始遺跡，為深入研究奠定堅實基礎；其次要“貫通”，即綜合研究有關材料或遺跡，通過歸納概括引出結論；再次為“通識”，即注重由綜合貫通中求得更全面深刻的認識；最終實現“會通”，既把天、地、人作為整體，又將天道、地道、人道聯系起來，反映出中華民族特有的歷史思維與整體意識。這種思維意識對中華文明探源過程啟示很大。探索中華文明起源，絕非一人、一學科、一團隊、一時代之事，迫切需要加強統籌規劃和科學布局，堅持多學科、多角度、多層次、全方位，密切考古學和歷史學、人文科學和自然科學的聯合攻關，久久為功，拓寬研究時空范圍和覆蓋領域。

　　其三，崇“德”?？纱罂赏?，于是歷史自然顯露出德之光輝，我們的文明亦因之可親可久。章學誠認為：“蓋欲為良史者， 當慎辨于天人之際，盡其天而不益以人也?！敝问氛咭郧笳媲笫侵模拍茏珜懗绲孪蛏浦?。換言之，對待人類的文明歷史，要能不抱偏見，不作武斷，不憑主觀，不謀私利，不求速達，如此我們那些最為珍貴的精神內核和思想精髓才能如玉石般溫潤可親，似高山般堅韌可久。在這篇重要講話中，習近平總書記要求“研究闡釋中華文明講仁愛、重民本、守誠信、崇正義、尚和合、求大同的精神特質和發展形態，闡明中國道路的深厚文化底蘊”。這提示我們在進行中國文明歷史研究中注重揭示與闡釋自身優秀的思想元素和文化基因，更好構筑中國精神、中國價值、中國力量。

　　“出乎史，入乎道。欲知大道，必先為史。”當代中國是歷史中國的延續和發展，我們的偉大實踐，在某種程度上深深扎根于五千多年中國歷史的延長線上；我們的歷史自信，在一定意義上奠基于五千多年中華文明的沃土之中。求其大者，貴其通識，崇尚德性，在蓬勃發展的中國文明歷史研究中展現既有史學傳統之重光，并賦予其新意，這正是“史者，所以明夫治天下之道也”的深厚意蘊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