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8月30日，習近平總書記在給中央美術學院8位老教授的回信中，就做好美育工作、弘揚中華美育精神提出殷切期望。習近平總書記強調，做好美育工作，要堅持立德樹人，扎根時代生活，遵循美育特點，弘揚中華美育精神，讓祖國青年一代身心都健康成長。中華美育精神，必須立足于中華文化傳統，同時結合現代美育觀念來加以理解。中華美育精神，表現為個體與社會、道德與審美、身體與心靈、藝術與人生、自然與自由的五個維度的統一。“內圣外王”意味著個體與社會的統一，“盡善盡美”意味著道德與審美的統一，“身心一如”意味著身體與心靈的統一，“生生之仁”意味著藝術與人生的統一，“天人合一”意味著自然與自由的統一。
內圣外王：個體與社會的統一
“內圣外王”一語本出自《莊子》，宋代以后，這個說法逐漸流傳開來，以此來闡釋儒家思想體系的核心結構，以及最為理想的人格形態。儒家《大學》中的八目，即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前四目為內圣路徑，而后四目則為外王路徑。無論是內圣還是外王，美育均起到重要的作用；而內圣外王，也構成個體心性涵養與社會事功實踐相貫通的人格培養目標。
《樂記》稱：“樂者，音之所由生也，其本在人心之感于物也。是故其哀心感者，其聲焦以殺；其樂心感者，其聲啴以緩；其喜心感者，其聲發以散；其怒心感者，其聲粗以厲；其敬心感者，其聲直以廉；其愛心感者，其聲和以柔。六者非性也，感于物而后動。是故先王慎所以感之者。故禮以道其志，樂以和其聲，政以一其行，刑以防其奸。禮樂刑政，其極一也，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也。”(楊天宇《禮記譯注》(下)，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就內圣——德性的培育而言，美感涵濡理念，使之真正深入人心，最終促使德性走向完成，此即孔子“成于樂”的意義；就外王而言，禮樂與刑政一道構成國家治理的重要手段，歷朝歷代均十分重視。內圣外王合用，要求心性的涵養與政治的事功相貫穿，理想人格的陶鑄與社會責任的擔當相融通，構成中華美育精神的首要特征，意味著個體與社會的統一。
盡善盡美：審美與道德的統一
《論語·八佾》稱：“子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韶》相傳是古代圣賢君主——舜時代的音樂，《武》則為周武王時代的音樂；孔子尊《韶》，是對“三代之治”亦即中國古代士人政治理想家園的懷想和追慕，并用“盡善盡美”這一至高的價值判斷，來形容這一音樂所表征的時代；相比之下，在孔子看來，武王雖終結了商紂的殘暴統治，開創了西周盛世，卻是以暴力換和平，與仁這一最高的道德原則有虧，于是未能盡善。
“盡善盡美”，要求美的原則與善的原則相伴而行，美感經驗與價值理念一體交融，構成美育的第二個核心特點。從現代學術角度來看，美與善誠然有學理區別，然而美育正意味二者的關聯性不可斬斷。就中華美育傳統而言，美與善的關聯性要遠遠大于差異性。就禮樂關系而言，禮強調道德儀式對日常行為的規范，然而這種規范如果不是僅流于形式，就必須從內心獲得情感的力量，實現內化的完成；樂呈現為愉悅的感性經驗品格，然而這種愉悅本身，卻為一種觀念意識的直觀呈現，這種觀念意識即“中和”。所謂“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展開了中華民族一幅內含闊大想象的宇宙圖景。總之，中華美育精神，講求審美與道德的統一，二者統一于人格教育之中。
身心一體：大體與小體的統一
中華美育精神，指向一種身心一體的教育。中國思想文化傳統中具有大量強調身心一體的美育思想資源。孟子稱：“耳目之官不思，而蔽于物，物交物，則引之而已矣。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此天之所與我者，先立乎其大者，則其小者弗能奪也。此為大人而已矣。”心為身體的一部分，然而卻因“思”而是“大體”，對感官的“小體”具有引導作用，君子因當“先立其大者”，所謂“從其大體為大人”。中華美育從心出發，對感官欲望和身體進行引導，由內而外見出氣質美、人格美。孟子云：“仁義禮智根于心，其生色也，睟然見于面，盎于背，施于四體，四體不言而喻。”仁義禮智根于心，發于情，進而“見于面，盎于背，施于四體”，德性自然灌注全體，氣質與人格之美自然顯現于舉手投足之間。當然，中華美育也絕非只重視心的教育，同樣重視身體經驗。王陽明稱：“大抵童子之情，樂嬉游而憚拘檢，如草木之始萌芽，舒暢之則條達，摧撓之則衰痿。今教童子，必使其趨向鼓舞，中心喜悅，則其進自不能已。譬之時雨春風，沾被卉木，莫不萌動發越，自然日長月化；若冰霜剝落，則生意蕭索，日就枯槁矣。故凡誘之歌詩者，非但發其志意而已，亦所以泄其跳號呼嘯于詠歌，宣其幽抑結滯于音節也。導之習禮者，非但肅其威儀而已，亦所以周旋揖讓而動蕩其血脈，拜起屈伸而固束其筋骸也。”(陳榮捷《王陽明〈傳習錄〉詳注集評》，重慶出版社2017年版)
王陽明認為，對兒童的教育，必須從愉悅的感性—身體經驗培養入手；詩、禮、樂等美育途徑，絕非僅僅只是“發其志意”或僅為“心靈教育”，而是作用于血脈、筋骨到志意的身心全體。中華美育精神的第三個特點，正是身心一體。
生生之境：藝術與人生的統一
中華美育精神，是以“生生之仁”為內核的、藝術之意境與人生之境界的統一。《周易·系辭傳》曰“天地之大德曰生”，“生”有“生生”亦即生成變化的意涵，同時更指向積極的生命。《周易·系辭》曰“生生之謂易”，積極的生命即不斷生成、不斷創造的生命。程顥稱：“萬物之生意最可觀，此元者善之長也，斯所謂仁也。”“生”即“仁”，“觀”“萬物之生意”，則為一種體現中華審美精神的審美直觀，統攝藝術與人生。生生既是中國藝術意境的來源，也是中國人之人生境界的最高體認對象——就藝術言是“生生的節奏”，就人生言是“仁的境界”。宗白華稱：“‘道’的生命和‘藝’的生命，游刃于虛，莫不中音，合于桑林之舞，乃中經首之會。音樂的節奏是它們的本體。所以儒家哲學也說：‘大樂與天地同和，大禮與天地同節。’《易》云：‘天地氤氳，萬物化醇。’這生生的節奏是中國藝術意境最后的源泉。” (宗白華《中國藝術意境之誕生》，《宗白華全集》(第2卷)，安徽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道的生命和藝的生命，看似兩分，實則一體；此體就藝術言之即“音樂的節奏”，就“道”言之則為“生生的節奏”；“生生的節奏”抑或“音樂的節奏”，作為“中國藝術意境的最后源泉”，是人生與藝術的共同本體，標志著二者的統一。
人生與藝術的統一，也就是生命與形式的統一。宗白華認為：“生命與形式，流動與定律，向外的擴張與向內的收縮，這是人生的兩極，這是一切生活的原理。生命片面的努力伸張反要使生命受阻礙，所以生命同時要求秩序，形式，定律，軌道。生命要謙虛，克制，收縮，遵循那支配有主持一切的定律，然后才能完成，才能使生命有形式，而形式在生命之中……生命是要發揚，前進，但也要收縮，循軌。一部生命的歷史就是生活形式的創造與破壞。生命在永恒的變化之中，形式也在永恒的變化之中。”(宗白華《宗白華全集》(第2卷)，安徽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在宗白華那里，生命與形式的關系，被闡釋為擴張與收縮的律動，這種律動本身即“生生的節奏”：節奏乃形式之收縮，為生命之賦形原則；生生乃生命之擴張，為形式之動力源泉。
天人合一：自然與自由的統一
中華美育精神的第五個維度，是自然與自由的統一。中華美育是一種以天人合一為最高境界的超越性價值教育。《中庸》開篇稱：“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人性由上天賦予，順應天性的發展就是道，以道來修養自身就是教化。“率性”可以被視為中華美育精神的一個重要范疇，體現了天人相合對人格發展的至高要求。需要指出的是，“天人合一”的“率性”不是“任性”，不是一味順從本能欲望或自然情感。《中庸》尤重對自然情感的教育，“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中和”為最高的審美范疇，是美善合一的超越性境界。《中庸》還提出“至誠盡性”以達“天人相參”之境界的感性教育原則，“唯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盡性是自由的最高實現，“至誠”的感性經驗教育為“盡性”的途徑；盡性之人，最終可與天地相參，這正意味著自然與自由的統一。
天人合一是中華美育精神的最高價值。蔡元培稱中庸之道為“中華民族之特質”。《中庸》之道正為天人合一之道，王國維即稱《中庸》奠定了“天人合一”觀念，“天道流行而成人性，人性生仁義。仁義在客觀則為法則，在主觀則為吾性情。故性歸于天，與理相合。天道即誠，生生不息，宇宙之本體也。至此儒教之天人合一觀始大成。吾人從此可得見仁之觀念矣”。(王國維《王國維文集》(下)，中國文史出版社2007年版)在王國維處，“誠”這一感性經驗原則被直接闡釋為“天道”，“生生不息”之仁體亦被理解為“宇宙本體”，此正為蔡元培超越性價值論的真正旨歸。
作者：馮學勤
(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當代中國美育話語體系建構研究”(16ZDA110)階段性成果)
(作者單位：杭州師范大學藝術教育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