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2歲的蔡春林是廣東工業大學經濟學院的教授、對外經濟貿易大學的博士生導師，他熱愛教書，將教師視為自己一生的事業。
而在四十年前，22歲的蔡春林，此時正在準備他的第七次高考。大學校園距離他曾經只有一步之遙，但真正跨越這一步，蔡春林用了十年。
2017年，蔡春林參加在廣州舉辦的金磚國家智庫國際研討會。(受訪者供圖)要讀書
1978年，16歲的蔡春林第一次參加高考。
在學校里，他一直是文科的頭名，小升初、中考，都是免試錄取的優等生。課堂上，蔡春林的作文常被語文老師拿去念給全班人聽，下了課，他也不愛打撲克，除了農忙時會下地、偶爾去海里捕魚，一心想的就是要讀書。
“我非常清晰地記得，在我七歲的時候，鄉村小學的兩位老師挨家挨戶地走訪，過來我家，動員父母讓我們上學。”致公黨廣東省委會經濟委副主任蔡春林說。
當時，蔡春林有位表哥已經在讀中學，每次他去表哥家里，都要拿喜歡的書來看；另一位堂兄，是小學老師。所以從兒時起，蔡春林就想“做一個讀書人”，將來畢業了，可以當一名教師。
1978年是恢復高考的第二年，全國共有670萬考生，招收40萬人，錄取率不到7%。在蔡春林就讀的高中，一百多名考生里，只有一個人通過了這場考試。他這位文科第一名也沒能上岸。
在當時，落榜是件尋常事。“沒考上，我們就留下來跟著新一屆高二生復讀”，蔡春林說。
又讀了半年，經長輩介紹，蔡春林前往當地的陶山區中學，做一名代課的英語老師。剛剛迎來改革開放，英語老師各地都缺，蔡春林一邊自己備考，一邊教學生讀英語，他說：“那時學英語主要靠電臺，我是跟著浙江人民廣播電臺的英語廣播學的。”
剛到學校時，蔡春林只有17歲，不比學生們大多少，上課的第一要務是“鎮住”人。他會先觀察班上哪個孩子最調皮搗蛋，等到寫板書時猛地轉過身，把偷偷講話的人逮個正著，給他一個“下馬威”。這樣，才能維持住課堂的秩序。
教學相長，1979年7月的高考，蔡春林成績優異，足以進入理想的大學。但由于在家鄉和工作地分別報考了不同志愿，違反了當時的規定，他最終被取消了錄取資格。
講堂上的蔡春林。(受訪者供圖)重返校園
在1979年，做代課老師一個月的工資是29塊錢。雖然生活算不上優渥，但至少不用為生計發愁。蔡春林邊工作邊讀書，上過當地重點中學瑞安中學的高考復習班，回母校帶過應屆生的英語課，慕名前往聽說“有個非常厲害的英語老師”的溫州第二中學、跟剛考上大專的同學擠在一張不到一米寬的床上睡了幾個月……縱然有過兩次失敗，他的沖勁依然沒有半點消減。
1981年，蔡春林第四次參加高考，報考華東師范大學的英語專業。這一次，他考上了。
“我特意去把高考公布版上自己的名字撕回來，78、79、80、81，我考了四年，終于考上了。”蔡春林說。
然而，錄取前的體檢，蔡春林躺在做心電圖的床上，聽見外面有人說話的聲音。他聽不清在聊什么，只是心里想：這些人為什么在細語交談？很快，體檢結果出來了，報告顯示蔡春林患有一種先天性心臟病，按照當時的規定，他不能被錄取。
此后，蔡春林前往上海接受手術，恢復后又參加了82、83、84年的高考，但在諸多因素影響下，他沒能再創佳績。憑借自學，蔡春林陸續拿到過杭州大學、北京外國語學院的自考和函授文憑，但在他心里，一直都有一個愿望：去真正的大學里、真正地讀書。
1988年，在蔡春林第一次參加高考十年后，夢想終于化為現實。
這一年暑假，經瑞安中學復習班同學李旭光介紹，蔡春林了解到對外經濟貿易大學要開辦研究生師資班，他可以報讀。就這樣，他啟程前往北京。離開家鄉時，蔡春林已經做過陶山區中學、莘塍區中學等八所學校的代課老師，27歲，工齡就有十年。
來到對外經濟貿易大學后，蔡春林用兩年時間上完了整個本科和碩士的全部課程。他說：“1988年，我的復習班同學給我指的這條路，改變了我的人生。”
后來，蔡春林下海經商，在2003年又棄商從教，回到他一生理想所寄之處——大學課堂。兩年后，已經年過四十的他考上了對外經貿大學的博士，重返北京報到時，負責注冊的高年級同學把他當成了學生家長，告訴他“家長不能進”，蔡春林說：“我不是家長，我是來報到的。”
如今，蔡春林已在高校里做了二十余年的教師，接下、送走了一屆又一屆的本科生、研究生和博士生。作為“一帶一路”和“金磚國家”研究領域的資深學者，接下來，他的規劃是與恩師、摯友一起創辦新質生產力與粵港澳大灣區研究院。蔡春林說：“60歲以后，可能才是人生最輝煌的時候。”(完)(《中國新聞報》作者 王曦澤 報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