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查處的部分腐敗案例顯示，一些受賄人往往“受而不收”，即與行賄人約定由他人代持或保管財物。其中典型的是“行賄人代持型”受賄，即約定財物由行賄人代持或保管，并保證受賄人能夠隨時取用。
不同于“一手交錢、一手辦事”的傳統方式，這類案件中行受賄雙方往往隱藏真實目的、遲滯交易行為，意圖逃避打擊。此類受賄行為有何特點？如何準確認定、嚴加查處？如何以案促改促治？記者進行了采訪。
“行賄人代持型”受賄的手段、形式眾多，更為隱蔽，案件查處難度較大
“‘行賄人代持型’受賄更為隱蔽，查處難度較大。”山東省萊西市紀委監委第四紀檢監察室主任張冠超表示，行受賄雙方往往高度默契，贓款贓物由行賄人代為保管或打理，受賄人本人及親屬并不直接持有，外界很難察覺。2023年，該委就查辦了一起相關典型案例。
2015年至2016年，時任青島城投金融控股集團有限公司董事長盧民應商人王某某請托，利用職務便利，支持其成立某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并在企業經營方面提供幫助。王某某為表感謝，送給盧民該公司15%的股權并由自己代持。2016年至2023年，盧民累計獲得該股權“分紅款”435萬元，后盧民安排王某某將上述“分紅款”代為投資多個基金項目以獲取更大收益。2023年8月，盧民被開除黨籍、開除公職，其涉嫌犯罪問題被移送檢察機關依法審查起訴。
浙江省杭州市濱江區紀委監委第一紀檢監察室副主任周劍杰告訴記者，此類受賄行為主要有以下特點：一是知曉范圍有限，受賄人隱身幕后，通過行賄人代持財物；二是行受賄雙方達成合意，雙方在行賄人具有實際支付能力基礎上，就代持人員、代持方式、代持標的物和接收形式、具體謀利事項等達成共識；三是代持物形式多樣，包括現金、房產、股權等多種資產，且受賄人具有實際支配使用的控制權；四是利益勾兌隱蔽，多以口頭約定而非書面協議等明確雙方利益。
個別黨員領導干部妄圖躲避調查，與管理服務對象約定，待退休后再兌現“好處費”。2003年至2006年，楊承華在擔任浙江省富陽市供銷合作總社黨委書記、主任期間，為魯某在某房產項目事項上提供幫助，楊承華與魯某約定280萬元好處費由魯某代為保管，待自己退休后再兌現。2017年，楊承華退休一年多后，分三次收受了這筆錢。2024年4月，楊承華因犯挪用公款罪、受賄罪，被判處有期徒刑九年六個月，并處罰金50萬元。
不僅是股權、錢款，房產也成為這類代持行為的重點目標。2019年，江蘇省揚州市某區原副區長葉某想購買房產，某公司總經理高某某考慮到葉某多年來對公司的“幫助”，主動表示代為支付房款。此后葉某選中一套價值238萬元的商品房，要求房產公司為其預留。因擔心有風險，高某某為其付款后，葉某叮囑高某某暫時不要網簽。葉某、高某某等人一起驗房并辦理拿房手續后，葉某安排高某某將鑰匙、電費卡、門禁卡等房產資料帶回。直至葉某案發時，該房產仍未網簽備案。
“表面上看該房產并非葉某所有，但實際上葉某曾為高某某謀利，且葉某職權對高某某公司經營具有制約力，高某某對葉某言聽計從，葉某對該房產具有實際控制力，形式上已經達成了行受賄合意，侵害了職務廉潔性，所以認定其受賄238萬元既遂。”查處高某某案的揚州市邗江區紀委監委辦案人員解釋稱。
緊盯要害、多方排查，讓隱藏幕后的受賄行為無處遁形
“要不要這筆錢當時很糾結，最后還是貪欲占了上風，選擇先放在陸某某處。以為這樣最為穩妥，給自己留足余地，將來一旦出事，也能否認、抵賴……”面對審查調查，江蘇長江口開發集團有限公司原黨委書記、董事長袁某某交代稱。
2019年至2020年，袁某某幫助融資中介陸某某在長江口集團先后承接了4筆貿易型融資業務，按照袁某某要求，袁、陸二人約定由袁某某收受陸某某170萬元好處費，并由陸某某代為保管，未實際交付。2023年11月，袁某某因犯受賄罪，被判處有期徒刑六年三個月，并處罰金30萬元。
“在這類腐敗案件中，被審查調查對象往往倚仗代持來隱藏利益輸送鏈條。”江蘇省句容市紀委監委第四審查調查室主任董海波表示，要緊盯要害、多方排查，鎖定權力變現的鏈條，使證據形成閉環，讓隱藏在幕后的受賄行為無處遁形。
董海波舉例稱，全面分析被審查調查對象的生活經歷、成長過程、權力運行軌跡，逐一排查其親友圈、師生圈、戰友圈、同鄉圈、興趣圈中交往頻繁的人員，鎖定關系密切人；分析排查其廉政風險點，緊盯容易滋生腐敗的地域、領域和環節，確定主攻方向；運用大數據技術，研判其工商、稅務、司法、金融等電子數據，找到突破口。“要將一個個看似關聯性不強的人、事、物等信息碎片，還原成一張信息網絡，精準研判其內在聯系，挖掘出表象背后的疑點。”董海波說。
2013年至2020年，廣東省某技術中心原主任林某彬為某數碼公司承攬工程項目提供幫助，該公司負責人謝某某告知林某彬已使用他人銀行賬戶為其單獨保管好處費70萬元，可以隨用隨取，林某彬同意；2014年至2015年，林某彬為某科技公司承攬工程項目提供幫助，并與該公司副總經理張某約定按合同金額的10%即200萬元收取好處費，林某彬通過銀行轉賬方式收受50萬元，剩余150萬元交由張某保管，未實際取得；2014年至2018年，林某彬為某信息技術公司承攬工程項目提供幫助，與該公司法定代表人劉某約定按合同金額的10%即317萬元收取好處費并交由劉某保管……截至案發，林某彬尚未提取上述由行賄人代持的537萬元，被認定為受賄未遂。2022年7月，林某彬因犯受賄罪，被判處有期徒刑五年，并處罰金40萬元。
“行賄人代持存在一定的不確定性，因客觀上代持財物處于行賄人控制之下，可能因為行賄人的反悔導致受賄人無法實際取得財物。因此，是否構成受賄既遂，關鍵在于受賄人能否實際控制財物。”廣東省廣州市花都區紀委監委案件審理室主任馬玲解釋稱，案發時林某彬即將退休，對企業人員謝某某、張某、劉某等職務制約力和影響力減弱。同時，考慮到相關財物未實際取得，既未實際占有也未實際使用，且林某彬也曾讓張某交付代其保管的100萬元，但因被張某挪作他用，最后只交付了其中的50萬元。因此，對于承諾賄款未實際取得的部分，認定為未遂。
穿透“代持”幌子，準確把握權錢交易本質
“由于該類案件中缺乏顯而易見的財物轉移過程，因而必須用更全面更有力的證據來構建證明鏈條，從而透過‘代持’幌子，發現案件本質。”杭州市上城區紀委監委第六紀檢監察室副主任馬超表示，認定該類案件的關鍵在于：一是受賄人對行賄人的影響力，即受賄人能否讓行賄人聽從他，以便通過行賄人對代持的財物進行控制；二是受賄人對財物的支配力，即受賄人能否實際支配相關財物，如是否能夠占有使用、獲得收益、提取轉移、變賣兌現等。
杭州市富陽區紀委監委第二紀檢監察室主任楊榮華表示，“行賄人代持型”受賄行為，受賄約定的內容包括兩個方面，分別是“收受”和“代持”。通常情況下，僅約定“收受”而未約定“代持”，通常只是犯意聯絡，尚未著手犯罪，不宜認定為受賄犯罪；只有同時約定收受和代持，對財物有支配權力和支配行為的，才達成完整的行受賄合意，可以認定為受賄犯罪。
多名紀檢監察干部表示，“行賄人代持型”受賄案件是一種新型腐敗手段，需要根據每個案件事實和證據情況進行綜合分析判斷，不能簡單以“一有約定即構成受賄罪”、也不宜一概以“并未取得財物即認定未遂”等來定義。
在杭州市濱江區紀委監委第二紀檢監察室副主任陳喬看來，“精準”是處置這類受賄行為的關鍵，具體而言：一方面，要精準定性處置。如對于受賄金額，既要遵循紀法規定，又要結合涉案人員行受賄金額的真實意思、收受時和案發時代持財物的金額差異等進行最終認定。另一方面，要綜合研判效果。對于原始股、房產等代持財物存在價格浮動變化的情況，要精準認定受賄數額及其孳息，既彰顯從嚴懲治腐敗的力度不減，又確保案件得到公平公正的處理。
系統施治，著力鏟除腐敗滋生的土壤和條件
多地紀委監委干部表示，查辦“行賄人代持型”受賄，關鍵是把握受賄權錢交易的本質，從查違規用權入手，看是否有約定代持財物約定，比如雙方就約定代持合意反復確認，受賄人對相關財物投資盈虧、股權變動、獲利收益情況是否隨時掌握等。
與此同時，紀檢監察機關應加強對此類新型腐敗案件的深度剖析、精準識別和嚴厲打擊，通過發布指導性案例、加大案件查辦力度、嚴肅監督執紀問責、加強紀律教育等方式，堅決鏟除腐敗滋生的土壤和條件。
建立大數據模型監督機制。杭州市富陽區紀委監委公權力大數據專班持續深化和銀行、稅務、審計等相關部門的合作，結合新型腐敗和隱性腐敗特點，建立相關預警模型，通過領導干部個人事項報告機制和大數據精準篩選同向發力，快速排查蛛絲馬跡，提高監督執紀執法的穿透性。
建立以案促改促治整改閉環機制。針對案件暴露的問題，江蘇省南通市海門區紀委監委向江蘇長江口開發集團有限公司制發紀檢監察建議，推動建立健全集團公司總經理辦公會專題工作領導組議事規則、公司融資業務管理辦法、公司對外擔保管理辦法等長效監管機制，細化融資管理議事規則，完善融資決策審批流程，加強融資風險控制，確保融資活動規范透明、廉潔高效運行。
建立重點領域廉潔風險治理機制。針對楊承華等典型案件暴露出的問題根源，杭州市富陽區紀委監委持續開展房產、金融、國企等重點領域專項整治，推動區財政局、區供銷合作總社、區屬國企等單位形成權力規范運行流程圖。同時，會同主管、監管部門開展一案三剖析，深入剖析制度薄弱點、權力風險點、監督切入點，堵塞制度漏洞。杭州市錢塘區建投集團制定正負面清單，從“應為”“禁為”兩方面為國企干部職工樹標尺、立規矩。正面清單強引導，以正確履職、高效服務為導向，從政策宣傳、實地調研、專項檢查、招投標、履約監管、項目服務等方面，明確履職要求、紀律標準、行為標桿；負面清單明底線，緊緊圍繞違反中央八項規定精神、違規插手和干預工程項目建設、違規借貸、違規從事經營活動等問題，為國企干部職工劃定紅線。(中國紀檢監察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