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態產品價值實現是《習近平生態文明文選》第一卷的重要內容，是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理念的重要體現，是推動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關鍵路徑。在《習近平生態文明文選》第一卷中，《系統開展生態環境保護修復，建設綠色發展示范帶》對此作出深刻闡釋，指出“要加快建立生態產品價值實現機制，讓保護修復生態環境獲得合理回報，讓破壞生態環境付出相應代價”；《推動綠色發展，促進人與自然和諧共生》指出“建立生態產品價值實現機制，完善生態保護補償制度”。這些重要論述為新時代生態文明建設提供了根本遵循，成為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和習近平經濟思想交相輝映的重大創新。在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理念提出20年之際，深刻把握生態產品價值實現的理論貢獻與實踐路徑，有助于加快經濟社會發展全面綠色轉型和美麗中國建設，為中國式現代化注入綠色動能。
生態產品價值實現是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的重大理論創新
生態產品價值實現，就是要通過制度設計激活自然的財富創造力，在守護綠水青山的同時收獲金山銀山，具有重大理論創新意義。
創新發展馬克思主義生態觀，指明了“綠水青山”轉化為“金山銀山”的科學路徑。
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在生態觀問題上強調“自然生產力”與“人與自然物質變換”的辯證關系，但未能系統解決生態價值如何轉化為經濟價值的問題。
習近平總書記在《樹立“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強烈意識》中指出：“樹立‘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強烈意識，努力走向社會主義生態文明新時代”；在《保護生態環境就是保護生產力，改善生態環境就是發展生產力》中指出：“綠水青山和金山銀山決不是對立的，關鍵在人，關鍵在思路。”
這些重要論述創新性地構建了生態產品價值實現的轉化路徑，將自然資本（如森林碳匯、水源涵養）納入生產力范疇，使生態保護成為經濟增長的內生動力，拓展了自然生產力的內涵。生態產品價值實現通過引入“產品”這一經濟學范疇，將抽象的生態功能轉化為具有明確產權邊界、可交易屬性的價值載體，為“綠水青山”轉化為“金山銀山”提供了現實路徑。
促進經濟系統與生態系統協同演進，生動彰顯了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理念。
生態產品價值實現的提出，標志著生態系統治理從“資源管理”到“價值管理”的認知躍升，符合將生態環境轉變成為可以交換消費的生態產品，以發展經濟的方式解決外部不經濟性問題這一宏大戰略命題的需要。
習近平總書記強調“推動綠色發展，促進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為新時代生態文明建設指明了前進方向。長期以來，經濟系統與生態系統被視為相互分離的獨立系統，這種二元對立的認識論導致實踐中出現生態環境保護與經濟發展相互對立的困境。生態產品價值實現的核心是“生態系統經濟化”與“經濟系統生態化”的雙向轉化，前者通過定價、交易、補償等手段將生態產品的非市場價值轉化為經濟收益，后者則通過收益促進生態保護，形成正向循環。
生態產品價值實現突破了傳統發展范式的局限，通過引入稀缺性定價、標準化計量、全生命周期生態友好性生產，構建了經濟系統與生態系統協同演進的理論框架。
稀缺性重構市場基礎，實現生態約束與經濟激勵的平衡。從供給端看，清潔的空氣、淡水等生態產品的自然供給存在絕對上限。生態產品價值實現通過產權界定、生態補償等方式，將這種稀缺性轉化為市場價格信號。需求端的變化則凸顯稀缺性的動態特征。隨著生活水平提高，社會對優質生態產品的需求快速增長，反映了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生態產品價值實現通過階梯定價、生態標簽等方式，既滿足了差異化的消費需求，又通過價格杠桿抑制了過度消費，實現了“需求增長—資源保護—價值提升”的良性循環。這種“以價定量”的調節方式，使經濟系統自發適應生態約束，實現了二者的動態平衡。
標準性推動生態價值向市場價值的科學轉化。
自然規律是標準制定的根本依據，森林碳匯能力的測算基于樹種的光合作用效率，水域排污權的分配考慮水體的自凈能力。社會共識是標準落地的重要保障，不同主體對生態價值的認知差異需要通過協商民主機制彌合。
現代估值技術則通過模擬市場場景，捕捉公眾的真實支付意愿，為價值標準提供民意基礎。技術賦能是標準執行的關鍵支撐，生態產品交易平臺整合遙感監測、區塊鏈等技術，實現了生態數據的實時采集與智能合約的自動執行。這種“技術+制度”的耦合設計，使抽象的生態價值轉化為精確的市場標的，大幅降低交易成本。
全生命周期生態友好性生產實現生態保護與產業發展深度融合，要求從資源獲取到最終處置的每個環節都遵循生態規律。這一理念通過“生態產業化”和“產業生態化”的雙向路徑，重塑了傳統生產模式，體現了經濟發展與生態安全的統一。
推動生態環境治理體系現代化轉型，為全球生態環境治理貢獻了中國智慧和中國方案。
習近平總書記在《在深入推動長江經濟帶發展座談會上的講話》中指出：“探索政府主導、企業和社會各界參與、市場化運作、可持續的生態產品價值實現路徑。”生態產品價值實現以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為指導，通過“有為政府”與“有效市場”協同發力，構建多方共治的現代化治理體系，以中國智慧為全球環境治理提供新路徑。
生態產品價值實現的本質是治理結構的創新。一方面，政府通過產權界定、生態補償、標準制定等制度供給，為市場運行劃定生態紅線，體現了“用最嚴格制度最嚴密法治保護生態環境”的法治要求，也呼應了“山水林田湖草沙是生命共同體”的生態觀；另一方面，市場機制基于價格信號引導資源有效配置，通過碳排放權交易、水權交易等市場化手段，將生態保護的外部效益內部化。這種“政府定規則、市場促效率”的協同模式，打破了“政府包辦”或“市場萬能”的單一思維，形成了政府、企業、社區、公眾等多方主體參與的共治格局。
生態產品價值實現是踐行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的重要抓手
生態產品價值實現深刻體現了貫徹新發展理念、發展新質生產力與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目標的有機統一，是踐行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的重要抓手。
生態產品價值實現是生態領域貫徹新發展理念的重要途徑。
習近平總書記在《以新的發展理念引領發展》中指出：“堅持創新發展、協調發展、綠色發展、開放發展、共享發展，是關系我國發展全局的一場深刻變革。”生態產品價值實現回應了創新發展、綠色發展的理論訴求。
從需求理論出發，生態產品價值實現突破了傳統公共物品理論的局限，將生態系統服務重新定義為具有明確效用邊界和市場響應的經濟單元，通過產權界定和標準化計量，使原本難以分割的自然福利轉化為可感知、可選擇的消費對象，解決了傳統環境經濟學中偏好顯示缺失的難題。
從供給理論出發，傳統生態系統服務概念將自然界視為被動的資源供給者，而生態產品概念則強調生態主體性，關注生態系統自我修復、自我調節的內在機制。
從生產要素投入來看，生態產品的生產依賴自然系統，即相較于自然資源投入，勞動要素、資本要素的投入占比均處于較低水平，體現為生態主體性要素投入組合；從產出來看，傳統的生產過程產出只有產品本身，而生態產品的產出包括非市場化的服務（如生物多樣性），具有正的生態環境外部性。
生態產品的供給理論既不同于傳統的勞動價值論，也超越了簡單的要素報酬理論，而是構建了“人類勞動—生態響應”的復合生產函數。這既體現了創新發展對傳統資源定價機制的突破，也印證了綠色發展理念下生態稀缺性價值的內生化進程。
生態產品價值實現構建了區域協調發展的新范式。比如，江河流域跨省生態補償機制可以創新性地通過財政轉移支付與市場化交易相結合的方式，將下游經濟發展紅利反哺上游生態保護成本。這種制度安排超越了簡單的資源交換關系，形成了“保護者受償、破壞者賠償、使用者付費”的激勵相容機制，使同一流域處于不同發展階段的地區在生態保護目標下實現利益協同，破解了“生態保護與經濟增長二元對立”的發展悖論，為落實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新發展理念提供了可操作的制度工具。
生態產品價值實現是培育新質生產力的綠色引擎。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綠色發展是高質量發展的底色，新質生產力本身就是綠色生產力”，強調：“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核心是以科技創新推動產業創新，特別是以顛覆性技術和前沿技術催生新產業、新模式、新動能，發展新質生產力”。
數智時代的生態產品價值實現是一場由技術革命驅動的生態環境治理范式革命，探索了從“科斯—庇古”范式向“算法—數據”范式的轉變，通過重構生產要素組合、革新生產函數關系、重塑經濟增長動力機制，推動經濟發展方式向綠色低碳循環方向躍遷。
生態要素的數字化重構，是數智生態環境治理范式變革的起點。古典經濟學中難以界定的生態資源產權，通過區塊鏈技術的不可篡改特性實現了確權。原本靜態的自然資本在物聯網和遙感技術的動態監測下轉化為持續生成、可溯源的數據資產，呈現出典型的網絡效應和再生性特征，賦予生態要素全新的經濟屬性。
數智技術正在重塑生態產品的供給曲線。在要素配置層面，通過部署傳感器網絡和衛星遙感系統，森林碳匯、水資源等生態要素的存量與流量得以實時量化，解決了生態產品價值難計量的難題。
在生產過程層面，人工智能的深度應用進一步擴展了生態產品生產的可能性邊界。無論是沙漠治理中無人機播種方案的動態優化，還是紅樹林修復中利用神經網絡算法求解，都展現出算法對生態供給效率的顯著提升。這種轉變使得生態生產函數向深度學習架構演進。
在價值實現層面，數智技術實現了生態產品供需行為的智能化匹配。長期困擾生態產品發展的需求識別問題，正通過自然語言處理技術對社交媒體數據的深度挖掘獲得突破。數字平臺創造的網絡效應正在改變生態需求的本質屬性，數字平臺上海量用戶形成的需求側規模經濟，以及增強現實（AR）技術實現的生態產品體驗可視化，都表明生態產品需求函數需要引入網絡外部性加以修正。算法驅動的價格發現機制能夠有效解決生態市場的出清難題。
這些創新正在形成數智生態經濟學的基本邏輯：在完備的生態數據市場中，算法能夠實現帕累托最優配置；通過數字化的社會偏好聚合，任何合意的生態分配都可以通過初始數據確權來實現。
這種變革的科學指導，歸根結底在于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習近平經濟思想對生產力理論的創新突破，使得技術驅動的生態環境治理從“政府矯正市場失靈”的被動模式，邁向“算法賦能市場均衡”的主動范式，為全球可持續發展提供了全新的實踐路徑。
生態產品價值實現有助于夯實共同富裕的生態根基。
“治國之道，富民為始。”習近平總書記強調：“中國式現代化是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現代化。共同富裕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習近平總書記在《推動我國生態文明建設邁上新臺階》中指出：“良好生態環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
生態產品價值實現通過激活生態資源的經濟潛能，在時間和空間兩個維度上重構了發展權益的分配格局，既體現了可持續發展理論中的代際公平原則，也契合區域經濟學中的空間正義理念，形成了一種兼顧效率與公平的新型分配機制。
生態產品價值實現的核心在于將自然生態系統的服務功能轉化為可交易、可增值的經濟資產，從而在當代與后代之間建立更加合理的財富分配機制，以實現代際公平與可持續福祉。傳統發展模式往往透支生態資源，導致“生態赤字”代際轉移，而生態產品價值實現通過自然資源資產產權制度等制度性安排和生態權益跨期交易等市場化機制，確保生態保護的長期收益內化為當代人的經濟激勵，同時為后代留存發展資本。
在空間維度上，生態產品價值實現打破了傳統區域發展中的“生態悖論”：生態功能區往往因保護限制而陷入“守著綠水青山過窮日子”的困境，導致空間發展上權責關系不對等。而通過橫向生態補償、跨區域產權交易等機制，生態優勢區得以將生態資本轉化為經濟收益。這種“上游保護—下游付費”的模式，實質是通過財政轉移支付的空間再分配，矯正了生態系統服務供給者與受益者的權責錯配，實現了生態正義與分配正義的耦合。
不斷拓寬生態產品價值實現的有效路徑
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要求我們堅持在發展中保護、在保護中發展，通過建立健全生態產品價值實現機制，打通“綠水青山”向“金山銀山”轉化的制度通道。習近平經濟思想中關于高質量發展的重要論述，則為生態產品價值實現指明了市場化、可持續的發展方向。
構建科學合理的價值核算體系。這要求我們深入貫徹新發展理念，系統厘清生態資源、生態資產和生態產品等相關概念的內在邏輯與邊界；優化調整符合生態文明建設要求的生態產品概念體系。
立足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建設目標，進一步完善生態產品目錄及生態產業指導目錄，建立健全統一規范的價值核算標準，持續優化生態產品總值核算技術規范，推動生態產品價值科學合理地納入國民經濟核算體系。建立動態化、智能化的生態產品價值評估監測機制，實現對生態資產變化的實時監測和精準評估，為生態產品價值實現提供堅實的數據支撐和制度保障。
創新市場化定價機制。習近平總書記在《科學有序推進實現碳達峰碳中和目標》中提出“推動有為政府和有效市場更好結合”，為生態產品市場化定價機制的創新指明了方向。
市場化定價機制的構建，必須立足生態產品的特性。公共性生態產品具有非競爭性和非排他性特征，市場機制難以自發實現資源最優配置。因此，必須分類施策，科學設計定價機制：對于公共性生態產品，政府可通過生態補償、財政轉移支付等方式彌補市場失靈；對于經營性生態產品，應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運用邊際效用理論、消費者偏好分析及市場競爭機制，構建靈活、動態的定價體系。
建立多元化生態保護補償機制。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完善生態保護補償制度和生態產品價值實現機制，真正讓保護者、貢獻者得到實惠。”這要求完善縱向與橫向相結合的生態補償機制：中央財政加大對重點生態功能區的轉移支付力度；流域上下游之間建立橫向生態補償協議。
實踐表明，明確補償標準、建立協商機制，可以有效調動各方參與生態保護的積極性。同時，要探索建立生態產品損害賠償制度，對破壞生態環境的行為進行嚴厲懲處。
推動生態產業化和產業生態化。習近平總書記在《對首個全國生態日作出的指示》中指出：“持續推進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綠色低碳轉型，加快推進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全面推進美麗中國建設。”這一方面要求通過生態產業化將生態資本轉化為發展優勢，因地制宜發展生態農業、生態旅游、康養休閑等綠色產業，構建特色生態經濟體系。另一方面要求全面推進產業生態化轉型，推動傳統產業綠色化改造。通過技術創新和工藝升級，降低資源能源消耗，減少環境污染排放，實現產業發展與生態保護協同共進。
完善生態產品價值實現的制度保障體系。習近平總書記強調：“建立體現生態文明要求的目標體系、考核辦法、獎懲機制”。這要求我們加快完善生態產品價值實現的制度體系：健全生態產品價值實現的法律法規；健全自然資源資產產權制度，劃定生態保護紅線、實行資源有償使用制度等；建立生態產品價值考核評價機制，把生態產品價值納入政府績效考核；加強科技支撐，研發生態產品價值核算、監測等方面的關鍵技術。同時，建立生態產品價值實現的風險防控機制，確保改革穩妥推進。
在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的科學指引下，構建產權明晰、核算科學、市場活躍、補償合理、產業融合、制度完善的生態產品價值實現路徑，有利于實現經濟效益、社會效益和生態效益的有機統一。
新時代新征程，我們要深入學習貫徹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推動形成具有中國特色的生態產品價值實現方式，為建設美麗中國和實現高質量發展提供有力支撐。
（作者單位：中國人民大學生態環境學院）
《 人民日報 》（ 2025年08月08日 09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