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洛黨史資源豐富，利用學習得天獨厚。征編資料是搞好黨史工作的基礎，深層次的研究和將研究成果轉化推向社會層面則是長期任務。20世紀末，集全體黨史工作者心血與汗水編纂的《商洛革命史》公開出版。歷史是最好的教科書，進入21世紀后，率先在全省開展對革命遺址的普查登記工作，編輯出版了以遺址為內容的《紅色印記》；從黨史知識的學習普及出發，先后編纂出版《商山長歌——商洛革命史教育讀本》《商洛黨史故事》《商山忠魂》，并按照新時期全國編寫黨史基本著作要求，在以前的基礎上修訂出版《中國共產黨商洛歷史》(第一卷)，七縣(區)也同步完成了各自黨史一卷本的編纂出版工作；在對廣大黨員干部、青少年進行革命傳統教育中，對山陽縣袁家溝、丹鳳縣庾家河等部分遺址進行了修復重建，發揮了革命遺址的現實教育功能。紅軍長征勝利70周年時，邀請文史界、理論界代表舉行座談會，探討有關理論問題，收到良好效果。
　　在黨史部門30多年的工作中，我們見證了黨正確處理這一歷史遺留問題的全過程。在黨的實事求是思想路線指引下，1983年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出版的《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注釋本》“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的根據地”條目上說：“除以上主要根據地外，中國共產黨還先后建過……鄂豫陜游擊根據地等”。這是中央權威部門在重要著作中第一次提到鄂豫陜革命根據地。也是在這一年，中共中央黨史資料征集委員會列出專題，根據“事件發生在哪里就由哪里負責”的規定，省上分配商洛負責征編。在中共陜西省委黨史資料征集委員會的幫助下，征集工作進展很快。根據詳實資料整理的“綜合報告”“大事記”和“組織序列”逐級上報到省上、中央。中央黨史資料征集委員會將“綜合報告”刊《中共黨史資料專題研究集》、中央黨史研究室將“研究綜述”刊《黨史研究》公之于眾。中央3個工作部門各司其職，及時表態。在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國家主席李先念、國務院總理趙紫陽批示與關心下，商洛老區的歷史地位得到國家認可。歷史遺留問題回歸應有位置，使全體黨史工作者深受鼓舞。
　　鄂豫陜革命根據地資料庫從空白到逐漸豐富，離不開老同志、特別是當年曾在根據地戰斗生活過的革命先輩的鼎力支持。過去對根據地我們一無所知，是原紅25軍軍長、鄂豫陜省委代理書記，建國后任國家民政部部長、全國政協副主席程子華揭開它的秘密。程子華原是中央紅軍師長，1934年中央軍委派到紅25軍傳達中央指示，到部隊后卻被省委決定擔任軍長，帶領部隊實施戰略轉移。1978年程子華在中共中央主辦的《紅旗》雜志第8期發表《為黨掌握武裝而斗爭——回憶在周總理教誨下走過的勝利歷程》，第一次披露了紅25軍長征入陜到今丹鳳縣庾家河開始創建鄂豫陜根據地的史實，公開了鄂豫陜省委書記徐寶珊病逝于龍駒寨的秘聞，驚動商洛。1982年5月，原中共鄂陜特委書記、紅25軍政治部主任，后任中紀委副書記郭述申來商洛考察，聽取地委關于黨史資料工作的匯報后，介紹了省委和紅軍組織以及領導成員；到丹鳳庾家河街省委會議舊址、七里蔭嶺戰斗現場講解落腳陜南的決策，打退敵人追兵突襲的勝利及第二天蔡川整編部隊的情況，使我們從此一路走下去，很快獲得重要資料。這年11月，徐寶珊生前警衛員、民政部原副部長李金德來商洛核實徐寶珊病逝后夜晚被掩埋在龍駒寨北門外雞冠山山腰的地方，又提供了第一手寶貴資料。原紅74師師長后任全國政協常委、北京軍區政委的陳先瑞，親自到鎮安看望負傷掉隊的白明峻，證明白明峻曾任中共鎮安縣委書記、鄂陜第5路游擊師政委。中央軍委批準編寫紅25軍戰史，陳先瑞、李金德分別是編委會辦公室正、副主任，派編寫人員和我們一起到7縣訪問，最后舉行座談會，交換對資料的認識，建立協作關系；各負其責，互通情報，交流資料，成果共享，軍地互補，雙方受益。郭述申在紅25軍長征前曾任鄂豫皖省委常委，蔡川整編時省委任命為軍政治部副主任，地縣邀請郭述申為老戰友徐寶珊撰寫紀念碑文，丹鳳縣在烈士陵園建立徐寶珊紀念碑亭。陜西省委、省政府紀念鄂豫陜根據地60周年時，原紅25軍老戰士和3省8地市的代表專赴丹鳳縣徐寶珊紀念亭，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軍委副主席劉華清，全國政協副主席汪鋒和湖北省、河南省、陜西省省委、省政府敬獻花圈，緬懷徐寶珊同志的豐功偉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