蛇年大年初一，云南紅河州委宣傳部部長伍皓在微博上公布了自己的的公車牌號，號召“禁止公車私用從我做起，求大家監督我”。但是，網友們卻發現了另外一個問題：作為一名副廳級官員，伍皓沒有資格享有專用公車的待遇，但他卻實實在在享有了這種待遇，而且那輛被伍皓稱為“自己的公車”是一輛豐田越野車。
2月14日，伍皓再往上回復：我本想破個冰，開全國公示公車之先河，想不到卻把自己掉冰窟窿里了，被媒體圍攻為什么要有公車。這事兒我先不回應，因為實在沒有太大回應的必要。
伍先生不愧是搞宣傳的，非常善于說話，為了證明自己配車超標是合理的，他繞了一個很大的圈子，寫了5000多字，云山霧罩，但是我們還是看到了一些官員們以退為進的策略。
伍先生感慨到：“我只不過公開一輛公車，媒體、網友就揪住不放，還有人已經跑到云南來查我這輛車該不該配、是否超標、拿車牌的時候有沒有給車管所打過招呼、這車一年跑多少公里、耗了多少油、修理費過路費等等有沒有浪費等一系列問題，試想全國的公車都公開，如果社會還是抱這種你公開就給我提供了搞你的線索，我就偏搞翻你的心態，那社會是個什么局面？文革十年打倒當權派、到處貼大字報、到處奪權奪印、到處抓人關牛棚、到處批斗武斗的動亂局面就重演了。”這實在是令人匪夷所思，既然是公開，就是讓人監督；既然是監督，就要問明情況，這和文革貼大字報完全不是一回事，問一問相關的情況，這不是揪住不放，也與“奪權”、“抓人”毫無干系，更不會引起動亂，這說明伍先生對群眾監督抱有很不正確的理解。
伍先生認為公車制度不能采用大刀闊斧的改革方式，而孫立平先生在《確立社會轉型新思維》一文中說：“對于有些改革，只強調漸進，不大刀闊斧，是根本改不動的，如公車改革。在這種情況下，漸進式改革往往成為不改革的借口。幾年前我就提出，區別于漸進式改革與不改革的標準，就是看有沒有時間表和路線圖。”
另外，公開“三公”不只是公開車號的問題，而是要“三公”透明化，什么叫透明化？就是伍先生所說的“這輛車該不該配、是否超標、拿車牌的時候有沒有給車管所打過招呼、這車一年跑多少公里、耗了多少油、修理費過路費等等有沒有浪費等一系列問題。”伍先生自己不是也在文章中說：“社會大眾也要理性地看待‘三公消費’等問題，對‘三公消費’，主要矛盾不是呼吁取消，而是如何實現‘三公消費’的公開、透明，讓納稅人能明明白白知道自己納的稅政府都花到哪兒去了，有沒有被浪費、被一些不良的官吏貪污。”
伍先生說：“媒體抨擊我公開公車暴露了廳級干部不應配專車的‘秘密’。我看了報道的感覺是幼稚、可笑。這算什么‘秘密’呀，現在全國莫說副省級、廳級，鄉鎮長甚至村官都把公車專有化、私有化了，見怪不怪了。但這的確是個問題，可光說是個問題有什么用呢？怎么解決這個問題才有意義不是嗎？以為中央下道命令，全國一律取消公車，這就解決問題了？想法太天真了。”
孫立平先生認為：“民眾或輿論對制度建設的呼聲，有關‘運動式反腐不能真正解決問題’的呼聲，同樣是重要的。我想，這次上層對如下兩點應當會有感覺。第一，腐敗已經到了遠遠超出原來那些官方說法能夠概括的程度，幾乎是碰到一個是一個，從某種意義來說是爛掉了。而爛掉的深層是權力的失控，這一點也是上層最不愿意見到的事情之一。第二，在經歷了多次無功而返之后，還以為用運動式反腐敗就可以收攏人心，不太可能了。……特別應當注意到的是最近王岐山講的一句話，‘當前反腐要以治標為主，為治本贏得時間’。這說明，高層自己也知道運動式反腐是治標不治本的。同時這句話也體現了高層的這種意向，即將來會轉向制度建設的層面，而運動式反腐是在為制度化反腐做準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