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貴峰

　　黑龍江訥河監獄一在押犯王東詐騙7名女性錢財，并脅迫一名警察妻子入獄與其發生關系。據悉，該犯人通過手機網聊結識女性，謊稱有投資項目引誘對方匯款。該犯收買多名獄警，所使用手機系一警察幫忙帶進。據訥河監獄內部文件，事后有四名監獄領導及兩名民警受到行政處分。(1月21日新文化報)

　　很明顯，在押犯王東之所以能在監獄中有如此“神通廣大”的“奇葩”犯罪能量，并不是因為其個人的犯罪手法當真有多么“高明”，而完全是相關監獄管理者甘當幫兇、助紂為虐的結果。如此黑幕重重的監獄腐敗，顯然早已不是什么簡單的違紀和行政處分問題，而是極為惡劣的違法犯罪問題。比如，監獄民警為在押犯提供智能手機這樣的犯罪工具，不僅明顯涉嫌玩忽職守、濫用職權犯罪，而且可能涉嫌與在押犯的“共同犯罪”。

　　依據我國《刑法》，“在執行判決、裁定活動中，嚴重不負責任或者濫用職權……致使當事人或者其他人的利益遭受重大損失的，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而針對利用網絡犯罪，兩高的相關司法解釋也明確：“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網絡實施……敲詐勒索、非法經營等犯罪，為其提供資金、場所、技術支持等幫助的，以共同犯罪論處”。至于監獄民警通過收受錢財，為在押犯非法會見“給予通融”，不僅同樣涉嫌濫用職權，更明顯涉嫌受賄犯罪。

　　在這種背景下，黑龍江訥河監獄僅僅只給予涉案的相關腐敗民警輕描淡寫的“警告、撤職”處分，無疑遠遠不夠，與其說是在查處監獄腐敗，不如說是對監獄腐敗的一種變相姑息縱容，不僅不足以充分體現“對司法領域的腐敗零容忍，堅決清除害群之馬”，更無助于“讓人民群眾在每一個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義”。

　　眾所周知，作為“社會公平正義的最后一道防線”的司法，在現實中實際上是由一系列環環相扣的司法環節構成的，而相比公、檢、法等司法部門，作為刑罰執行機關的監獄，不僅是“司法公平正義”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也是這一“最后防線”中至關重要的一個最后環節。很明顯，一旦這一“最后環節”失守，身處監獄的在押犯仍可買通獄警，如入無人之境地繼續肆意實施犯罪、方便地“享受犯罪成果”，那么不僅監獄“刑罰執行”的懲戒作用會大打折扣甚至蕩然無存，而且整個“社會公平正義的最后一道防線”也會有斷裂、坍塌的危險。

　　陶小莫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