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14日上午9時15分許，原陜西省富平縣婦幼保健院產科醫生張淑俠因拐賣兒童罪一審被判死刑，緩期兩年執行，剝奪政治權利終身。從去年7月發酵至今的富平醫生販嬰案再次引發眾人關注。這也是我今年所做的多個關于“孩子”的選題之一。這起案件的背面，連同“徐州打拐解救出的嬰兒無人認領”、“石家莊棄嬰島”等新聞一起，都涉及到了對于人情倫理的拷問。
販嬰事件非個案
婦產科醫生販賣新生兒，這大概是監守自盜情節中最嚴重的一種。帶著還原新聞事實的念頭，我在去年夏天去了一趟陜西富平。在從西安趕赴富平縣的路上，當地朋友對此事表示震驚之余，還告訴我：富平是個人口大縣。
人口大縣和生發惡意的產科醫生，直到采訪調查的最后，這兩者之間我也沒能構建起聯系來。現在回頭想想，這起惡性事件的背后，有多少環境所致的必然性？
第一天采訪，我在富平縣婦幼保健醫院的病房里見到了來國峰一家。距離孩子被拐走已過去了半個月，產婦董珊珊還是每天癱躺在病床上，來國峰的父親說到“信任老友(醫生張淑俠)”的情節時還會老淚縱橫。這個家庭在2010年已育有一女，剛剛喜出望外地得一個男孩，就遭此厄運。
來國峰本人在這十幾天時間里受盡了折磨。他先是聽信了醫生的話，和妻子之間相互懷疑是誰染上了惡疾；后又幡然醒悟，意識到被熟人、德高望重的白衣天使狠狠坑了一道；他甚至生念全無，爬到樓頂上和醫院以死相逼。他恨醫院出了這樣的惡醫，恨醫院出了這么大的管理漏洞，恨醫院對他反映的情況麻木不仁……半年以來他始終堅持信念要將醫院告倒，索取賠償。
關于他自己？他只提到過后悔相信張淑俠這個醫生，差一點弄得自己家破人亡，從始至終都未提到過“放棄孩子”這件事本身的考慮。這個母親疑似染“病”、自己帶有“畸形”的新生兒，就這樣被來家放棄。據我所知，來家人經歷此難之后，并沒有重新評估一下自己放棄孩子的做法。
事實很快就證明了這不是一家的事。
去年8月5日，來家的男嬰在警方和醫護人員的簇擁下回到了他出生的病房，來家人呼天搶地地把他擁入懷中，滿屋子劫后重生的悲喜。而當天的我也感受了一把什么叫新人笑，舊人哭。就在病房樓的門廳前，另一個母親也在哭，但她背對著團圓的來家人，傷心地抹淚。她叫黨李鑫，據稱是在來家的事情被曝光后，第一個作出響應的。2007年3月，她在婦幼保健醫院順產下一名男嬰，結果張淑俠在醫生例行查房后獨自返回了黨的病房，告訴她孩子有病，并勸說她放棄嬰兒。據黨李鑫描述，這部分及以后孩子被“處理”的情節和來家的案情非常相似。
黨李鑫之子當年的“病癥”比來家男嬰還要簡單些——先天性心臟病。據稱，張淑俠醫生當年告訴她，她的孩子哭起來臉色“發青、發紫”，是先心病的癥狀，今后帶著這病將耗去她家里大量的財力，而且還治不好。
家長為何選擇放棄
幾天調查采訪下來，幾乎同樣的事情據稱還發生在了楊秋棉家、董富貴家、鄭賢良家和唐凱家等等。而所有的情節大都類似：醫生找茬發現莫須有的病情、一番勸說讓家長放棄、以“熟人”身份獲得信任及“處理”棄嬰的權利、最后掩人耳目地賣掉孩子。雖然“病癥”各不相同，但張淑俠醫生的勸說手段都是一樣的，即夸大病情后以預設出的困境嚇退家長。其中一句表達是經常被提到的：“娃得了這病，將來又看不好，又得花家里好多錢。”
在醫生“情理兼備”的勸說攻勢下，所有的家長都選擇了放棄。沒有一例想要嘗試堅持治療自己的孩子，哪怕僅是觀察幾天時間。
看到如此多的選擇放棄，我一直想問：為什么要放棄治療？那么多有著這樣那樣人格缺陷的都市人群，都在堅持用理想、追求、操守這些形而上的東西作為“治療”途徑，勉力地挺在現世里，那些一清二白的新生兒，她們需要的僅是伸手可觸的醫療救治和一點點時間，但這些都被沒有選擇地剝奪了。
接受我采訪的原積水潭醫院產科主任李少芬說，胎兒成形的第28周，即應當計入我國人口中，“是一個人了”，應該得到“人”的待遇。但富平縣的嬰兒們顯然沒得到。
2013年年末的一次電話回訪，更是讓我脊背發涼——如果命運重新給這些家長一次機會，他們會重新選擇嗎？答案是，不。
重來一次的機會不是我假想的，而是公安機關給的。
從去年8月開始，越來越多的家長作出了響應，他們意識到當年被張淑俠以同樣的手段騙去了孩子，紛紛向公安機關報案。最終，當地警方部分予以立案并偵查破獲。我致電富平縣唐凱一家，詢問他家的案子進展怎樣，答復是沒被立案。他說，他們家不準備再繼續找孩子了。理由是：據他了解，縣里有幾戶人家的孩子被找回來了，但發現孩子確實有殘疾后，就又放棄了。我追問，再放棄以后送到哪里？他說，可能是福利院吧。“但是據說福利院也不愿意收，所以孩子找回來以后也很麻煩，所以他不找了。
他還說，還有一些丟了孩子的家長，一聽說找回來的孩子確實有殘疾或疾病，都紛紛打消了繼續報案尋找的念頭。唐凱還對我細算了一遍，照顧一個殘疾孩子將給一個農村家庭帶來多么大的負擔。
農村的經濟狀況當然是放棄堅持的原因，另外福利機構所能提供的依托、民政制度上的完善，都有待于繼續討論。否則，這些孩子們作為“人”的價值將繼續輕易地湮沒在環境壓迫之下。
如何建立合法的領養渠道
至于“放棄”孩子以后送去哪里，我在今年的采訪中倒是有一些見聞。
在徐州販嬰案里，我看到了家長放棄孩子后送給人販子的后果。之所以關注這個選題，是因為在之前的消息里看到一句：徐州鐵路警方破獲一起特大拐賣兒童案，但是在解救出孩子后，家長不愿來認領。
前去調查后發現，這些孩子都來自四川涼山彝族自治州，辦案民警說，當地的孩子像被牛羊一樣放養著，人販子抓住機會勸說這些家庭送出了健康的孩子。這些山區里的家庭貧寒之極，年收入只有兩三千元，賣一個孩子頂上一家人十年的收入；如果孩子被送回去，他們就得退錢。所以這些父母不愿來徐州接孩子，甚至在民警前去調查時都沒有一人肯露面。
但像物品一樣被父母賣走的孩子們，在東部地區卻得到了寶貝般的待遇。同時由于種種原因，這些被拐賣的孩子又很難被當地福利院接收。于是，費力解救出的孩子只能留在收買人的家庭里，而且貌似還是最好的結果，這讓辦案民警很是困惑。有人說這個案子的啟示在于：能不能在不同區域間建立起合法的領養渠道，在制度上理順這個目前存在的人口困局？
我所經歷的另一起放棄孩子的選題，是對“棄嬰島”的探訪。石家莊市早在兩年前引入了這一設施，隨后引來了爭議：是不是變相鼓勵父母棄嬰？福利院方面解釋了庇護棄嬰的初衷。同時我了解到，這些家長們在扔孩子時都如驚弓之鳥般的窘迫，由于道德和法律兩方面的壓力，棄嬰者們常年與工作人員們玩著貓鼠游戲。工作人員感慨，但凡有辦法，他們也不愿扔了自己身患殘疾的孩子。
再又回到富平縣醫生販嬰案上，怎樣才能避免親生父母割舍骨肉的悲劇再上演？石家莊市社會福利院的工作人員提供了一個啟示：國家民政系統能不能給這些先天殘疾的兒童家里予以補貼，通過在經濟上減輕壓力的方式，避免孩子被遺棄后產生種種問題？
在石家莊采訪的時候我才得知：有缺陷的孩子進入福利院，是再難有機會被收養家庭領走的。我想，和富平縣的新生兒、徐州的被拐兒童一樣，既然這些孩子們沒有選擇的權利，那么怎樣在制度上引導他們的家人作出更好的選擇，可能是我們的社會在未來要面臨的問題。
文并攝/記者 薛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