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內蒙古呼格吉勒圖強奸殺人案、福建念斌投毒案等數(shù)起重大冤假錯案的曝光及昭雪，使糾正和防止冤假錯案的工作更加引發(fā)社會關注。這一方面體現(xiàn)了十八大以來的法治進步，另一方面也暴露了人權司法保障方面的不足。沒有司法公正的社會不是法治社會，而要實現(xiàn)司法公正，必須糾正和防止冤假錯案，特別要糾正和防止刑事案件中的冤假錯案。
如何預防和糾正冤假錯案？這一直是我關注的問題。廣大無黨派人士對此也高度關注。去年，全國無黨派人士考察團專門就“如何依法獨立行使審判權檢察權”赴山東、上海、江西實地調研，向中央提出政策建議，還專門就“深化律師制度改革”當面向總書記作了匯報。綜合無黨派人士意見建議，結合我多年參與的法律實踐，我認為首先應當全面貫徹落實非法證據(jù)排除規(guī)則，堅決排除非法證據(jù)。
近來糾正的內蒙古呼格吉勒圖強奸殺人案、福建念斌投毒案等數(shù)起重大冤假錯案，多與刑訊逼供有關。據(jù)我所知，還有不少的刑事案件，存在刑訊逼供的問題。古人說“事莫貴乎有驗，言莫棄乎無征”，大意是說沒有什么比有證據(jù)的事更為可貴，也沒有什么比無根據(jù)的話更應該拋棄。這句話放到今天仍然有效。尤其是刑事案件，證據(jù)的收集和采信，關乎定罪量刑，甚至關乎人命，更要慎之又慎，要預防冤假錯案，必須從源頭上嚴防刑訊逼供，堅決排除非法證據(jù)。刑事司法領域建議做到以下方面：
1.摒棄口供中心主義。刑事訴訟法早已明確規(guī)定了“不得強迫任何人證實自己有罪”的原則，但是司法實踐中，嫌疑人口供仍然是主要的定罪證據(jù)。重口供、輕證據(jù)、“有罪推定”、“寧枉勿縱”等錯誤的觀念依然存在，以致刑訊逼供現(xiàn)象屢禁不止。
2.擴大非法證據(jù)排除范圍，特別禁止疲勞審訊。不僅要排除刑訊逼供取得的口供，對通過威脅、引誘、欺騙、許諾、疲勞審訊等變相刑訊逼供方式取得的口供，也都不得采用。建議明確規(guī)定嫌疑人、被告人在押期間每天連續(xù)休息時間的最低標準，并保證其在訊問中的正常飲食、方便時間。一旦嫌疑人、被告人的有罪供述被認定為非法證據(jù)，則其之后的相同供述也應一并排除；對根據(jù)非法獲得的口供指引所取得的物證，也要根據(jù)非法取證的嚴重程度決定是否排除。
3.每次訊問都應全程同步錄音錄像。很多律師反映一些訊問同步錄像具有選擇性，這樣的“同步錄像”是“擺拍秀”，不能反映真相。建議每次訊問都要全程同步錄音、錄像，不能只選擇某一次或某幾次訊問作錄音、錄像。
4.針對重大案件，大膽推廣律師訊問在場制度。建議各地看守所與地方律師協(xié)會合作，配備監(jiān)所值班律師，盡快做到至少在所有可能判處無期徒刑以上的重大案件中，偵查人員每次訊問嫌疑人時，均應通知監(jiān)所檢察人員和值班律師在場，由駐監(jiān)檢察官對訊問的合法性進行監(jiān)督，由值班律師作為見證。
5.放寬啟動非法證據(jù)排除程序的條件，不應要求申請排除非法證據(jù)的當事人、律師提供證據(jù)。刑訊逼供都發(fā)生在看守所或偵查機關的辦案場所，律師不在場，嫌疑人、被告人不自由，不可能提供確實證據(jù)。現(xiàn)實情況就像有人說的那樣，有時只是一個辦案人員的錯誤，就可能鑄成一個錯案，但要糾正一個錯案，卻非常困難，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要求當事人、律師舉證才啟動非法證據(jù)排除程序，這一條件不太現(xiàn)實也不合理。建議只要當事人、律師提供了刑訊逼供的線索、方式、方法、大致時間，司法機關就應及時受理審查，并且，審查應當全面、客觀，不能怕麻煩、走過場，還應當由偵查機關承擔舉證責任，不能只根據(jù)偵查人員出具一紙否認刑訊逼供的證據(jù)合法性說明，就輕率認定嫌疑人、被告人口供真實、合法，以免成為刑訊逼供的沉默的掩飾。
6.認真聽取并審查律師辯護意見。公安干警、檢察官、法官與律師都是法律共同體的一員，雖然具體職責不同，但在維護國家法律正確實施、維護司法公正、防止冤假錯案方面，有著共同目標，因此不要把律師視為“異己”，當成“對手”。認真地、主動地聽取辯護律師的意見，審查律師在辯護意見中反映的相關事實，擦亮眼睛，張開耳朵，會是發(fā)現(xiàn)問題、解決問題的佳徑。
要有效預防和糾正冤假錯案，實現(xiàn)司法公正，必須信仰法治、堅守法治，有法必依，違法必究，在任何時候堅決抵制一切違法的行為。歷史一再證明，不能用違法的手段去追求法治，也決不可能用破壞法治的方式建成一個法治國家。當前應當緊緊扭住非法證據(jù)排除規(guī)則這個“牛鼻子”，以此作為推進嚴格司法的突破口，形成倒逼機制，切實推進“健全事實認定符合客觀真相、辦案結果符合實體公正、辦案過程符合程序公正的法律制度”，加強人權司法保障，推動法治進步。全國政協(xié)委員 劉紅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