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首先涉及到對“農村”的理解，不僅是一個地域性和空間性的概念，其中還包含著政治、經濟、治理傳統和文化觀念等多方面的要素。費孝通先生在《鄉土中國》中運用理想類型的方法將農村界定為“熟人社會”，由此與作為“陌生人社會”的城市相區分。[5]在“熟人社會”中，人們之間存在一種特殊的熟悉關系。由于生產力水平的限制以及其他種種原因，這種社會中的絕大多數人的具體生活世界都很小。在這樣的生活世界中，人們的關系，總是非常密切的，且是多維度的。[6]例如，李昌奎案件中，李昌奎的母親陳禮村與被害人王家飛的母親陳禮金就是堂姊妹，兩家是親戚關系。[7]人們每天面對的都是左鄰右舍、鄉里鄉親，“每個孩子都是在別人家眼中看著長大的，在孩子眼里周圍的人也是從小就看慣的”。[8]這種環境中的人，不可能對這個熟人網絡滋生出整體性的仇恨，這種環境中出現的殺人事件，一定是在特定的個體或家庭之間基于某些特殊的原因發生，而不可能威脅到這個社區網絡里的其他特定的熟人。因此，在農村可能會發生大量的殺人事件，但是極少會發生能被定性為“危害公共安全罪”的殺人事件。人們會被發生在熟人之間的殺人行為震驚，也會感到難以理解，[9]但是由于無論是行為人還是被害人，以及引起殺人事件的緣由，在這個熟人社區中，都是特定和反常的，因而不會對整個社區治安的狀況產生多大動搖，也不會給其他人帶來恐慌和不安的心理。在這種情形下，人們主要關心的，僅僅是法律怎 么懲罰這個人（特殊預防或報應），但并不太關心這種懲罰是否會對社區里的其他人產生規訓效果（積極的一般預防）或威懾效應（消極的一般預防）。

　　只有從刑罰目的的角度澄清這一點，才能理解《紀要》將婚姻家庭、鄰里糾紛（熟人社會）引發的殺人案件與其他發生在社會上（陌生人社會）的殺人案件相區分的意義。一方面，只有跳出地域和物理空間的狹隘角度去理解“鄰里”，才能將那些雖然在地理位置上屬于“鄰里”但是糾紛雙方實際上屬于陌生人關系的糾紛，排除出“鄰里糾紛”的范圍。例如，在很多大城市的小區中，人們雖然比鄰而居，但卻互不認識，從不往來。這種情況下雙方偶遇后發生口角，一方將另一方殺害，就不適用“鄰里糾紛”。另一方面，只有從“熟人社會”的角度來把握《紀要》的精神，才能進一步理解為何近年來法院對于“婚姻家庭、鄰里糾紛”的適用范圍，開始逐漸從農村擴展到城市，從婚姻、家庭、鄰里進一步擴展到戀人、同事和朋友之間。[10]因為在本質上，這一類關系都是屬于特定范圍內的“熟人”關系，發生在這種小范圍的熟人社會中的殺人案件，與那些發生在陌生人社會中的針對不特定的陌生人實施的殺人行為相比，后者顯然會給一般的社會公眾帶來遠為劇烈的不安全感和恐慌感，嚴重威脅和損害社會治安與穩定，因此，對其在死刑政策上從重處罰，顯然是由于后者比前者更有一般預防的必要性和意義。

　　總之，懲罰在熟人社會中因“婚姻家庭、鄰里糾紛等民間矛盾激化”而殺人者的刑罰目的，主要是特殊預防而非一般預防。而所謂農村的“社會穩定”，主要是看刑罰的一般預防效果；個別犯罪人的生或死，只要對于一般預防沒有太大影響，對于社會穩定沒有太大的威脅，那么，就只剩下從特殊預防的角度來衡量對其行為的懲罰必要性和程度了。

　　2．以特殊預防為目的的“鄰里糾紛”及其與報應理念的沖突

　　當主要從特殊預防的角度來考慮問題時，死刑立即執行無疑是最差、最不得已甚至是最該廢除的選項。因為按照特殊預防理論，刑罰的任務僅僅在于阻止行為人將來的犯罪行為，而不是對于他之前的行為施以報應。早在19世紀末期，李斯特就在他的“馬堡方案”中勾勒出了特殊預防的三種形式：對無法控制和矯正的慣犯進行無害化處理，對單純的偶犯加以威懾，對可以矯正者實施矯正。[11]因此，除非犯罪人是一個嗜殺成性、心理變態且不可改造的殺人惡魔，沒有半點教育和矯正的可能，未來只要出獄就仍然還會繼續殺人，否則，判處死刑立即執行在特殊預防的視角中就是一個最差的選擇。一些調研報告也指出，由于恩仇文化的存在，以及世代同居在一處，鄰里糾紛誘發的犯罪，很容易形成冤冤相報的惡性循環局面。[12]而判處死刑立即執行往往容易進一步催生這種冤冤相報的困局。由此，人們就可以理解《紀要》所規定的，發生在農村這種熟人社會中的由于婚姻家庭、鄰里糾紛等民間矛盾激化引發的殺人案件，對于被害人有過錯或者被告人有法定從輕處罰情節的，“一般不應判處死刑立即執行”。一方面，發生在熟人社會且事出有因，說明嚴懲行為人對于一般預防（維護穩定）的意義不大；另一方面，被害人過錯或行為人自首，說明行為人并非不可改造不可矯正者，這就屬于特殊預防可以完成的任務。由此可見，《紀要》的政策精神所傳達出的在刑罰目的上的追求，主要是基于預防目的，全面考慮了一般預防和特殊預防的因素。這就是《紀要》關于“鄰里糾紛”的規定中所蘊含的主要的法理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