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9月18日北京愛國游行活動中，因認為一名老者“污蔑開國領袖”，北京航空航天大學副教授韓德強當眾掌摑，并聲稱“今后如果在游行隊伍中遇到這樣的漢奸，該出手時我還會出手”，“絕不認錯”。而在日前接受媒體訪問時，對于一些地方愛國游行中發生的砸店、燒車行為，他表示，“怎么火燒趙家樓叫愛國行為，砸了幾輛日系車就叫暴徒呢？”進而認為，“大象走路，它能顧得了螞蟻螳螂？一個國家一個社會的行動，它就是這樣的呀，它不可能是一點損失都沒有的呀。”言論甫出，波瀾頓起。
韓德強“怎么火燒趙家樓叫愛國行為，砸了幾輛日系車就叫暴徒呢？”的論調，匪夷所思。眾所周知，“火燒趙家樓”針對的是賣國軍閥，他們有實際賣國求榮之行為，而近期一些地方遭到打砸的日系車車主，都為合法公民，他們通過合法的渠道購置或使用汽車，并以合法的方式向國家繳納各種稅費，恰恰是一種愛國，與軍閥當年的“賣國行徑”形若霄壤。這二者如何能等同視之？
另外，火燒趙家樓固然引發了“五四”愛國運動，但這并不意味著燒樓或打人行為本身毫無爭議。就在當年5月18日，時任北大教授的梁漱溟先生在《每周評論》發表文章呼吁法治，強調“打傷人是現行犯”；即使那些政府官員罪大惡極，但在罪名未成立時，仍不可被“侵犯，施暴”。梁漱溟寫道，如果不堅守法治底線，“將來損失更大”。他一再強調，如果中國要想獲得永遠的安定，那么每個人都必須遵守法律，不可以任何理由超越于法律之上。只有起碼的公民權有所保證，方可談進步與發展。梁漱溟的這一觀點直到今天仍受到法學界高度推崇。
韓德強“大象走路哪能顧得了螞蟻螳螂”的論調，尤其令人出離憤怒。“我愛國家，國家愛我”不是簡單的互補關系，它們也互為前提。胡適那句“萬國之上還有人類在”，早已道破了國家與公民的秘密。人民之所以組織國家，正是為了使它成為人民有尊嚴的、更幸福的生存之保障。不論是孟子兩千年前提出的“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還是今天中國所力倡踐行的法治與人權、民主與文明，都無不闡釋了這一點。因此這也意味著，既使一個國家一個社會必須象大象一樣行動，它也必須以“不犧牲人民”為前提，以“人民尊嚴”為最大歸依。
這個世界從來不缺乏那種無視人民疾苦、以極端形式的集權主義欺壓個人的歷史，比如法西斯主義。但正如我們所見，它們與那種代表法治與文明的理性社會力量相比，前者除了給人類社會帶來流血與苦難、混亂與倒退之外，從來沒有給世界進步產生一絲一毫的正能量。因此，不管在任何時代任何國度，一個置他人的自由、尊嚴和生命財產于不顧的人，絕不可能是一個真正的愛國者；一個可以隨便給他人扣漢奸的帽子，并對持異見者大打出手、甚至像對待螻蟻一樣踐踏他人生命與尊嚴的人，任何冠冕堂皇的理論都只不過是其作惡的幌子罷了。
自愛，并且愛人，這是人性之所在。很難想象，一個缺失了這種人性的人，能夠真正愛國；一種視公民如螻蟻的人，又如何能使國家變得更好。面對以“正道直行，不避風險”為標榜的北航副教授韓德強，審視那些在庇護在“愛國主義”旗幟下的種種惡，感覺不只是一種簡單的憤怒或是不解，更有一種五味雜陳，欲哭無淚。（中青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