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洛之窗訊（王憲琴） 英杰是我的母親，姓呂又名慶茹，陜西省商洛市洛南縣保安街人。據史料記載和父輩回憶。在1937年國難當頭民族危急時刻，年僅17歲的母親和我舅父呂書林，兄妹倆在西安參加全國第一個抗日救護隊——西北青年抗日前線救護隊，在中共陜西省委和八路軍駐西安辦事處的支持、引導下，應朱德、彭德懷之邀，于當年11月由西安奔赴華北抗日前線，參加八路軍，開展戰場醫務救護工作。正如《西北青年抗日前線救護隊》一書所述：“在烽火連天的抗日戰場上，在槍林彈雨中，他們獻青春，灑熱血，出生入死，救死扶傷，浴血奮戰，為中華民族的解放和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勝利，做出了極其重大的貢獻，譜寫了一曲可歌可泣的英雄詩篇，在中華民族救亡圖強的悲壯史冊上，留下了光輝的一頁，”樹立了不朽的豐碑。
外爺呂彥啟，信奉基督教，當年在陜西省洛南縣從事宗教布道勸善和行醫懸壺濟世，經常扶危濟困。據西北青年抗日前線救護隊副隊長崔海潮回憶，他幼年時曾經受到我外爺的幫助。母親兄妹從小受到宗教和醫學雙重影響，在積福行善的家庭引教和老人扶危濟困的善良義舉的熏陶下，接觸了宗教和醫學，在幼年時就有了善惡是非的意識。十幾歲時他們又都到西安學習醫學并從事醫務工作，母親在省立醫院，舅父在西安廣仁醫院。
國家興亡，匹夫有責。西北青年抗日前線救護隊隊長羅錦文和我母親是洛南鄉黨同在西安從事醫務工作，十分熟悉。母親和胡秀英當時都在省立醫院工作，是很好的朋友，經母親介紹，胡秀英認識了羅錦文，母親是胡秀英與羅錦文之間抗日救亡活動的聯絡人，他們都有著強烈的愛國熱情和民族責任感。
抗戰時期，母親和胡秀英等在中共西安地下組織和中共陜西省委秘書長崔廷儒的教育培養下，接受革命思想的啟迪，思想不斷進步。她們和劉世杰、翟碧文、賈秀英、李素卿、李秀蓮等，經常到崔廷儒隱蔽“住院”的病房，聽他講國際國內時事政治和革命故事，啟發民族意識，積極為抗戰多做工作。當時，抗戰前線運送到西安的傷病員與日俱增，省立醫院的門診部樓里樓外，臺階過道，到處都是傷兵、擔架床。時任省立醫院、廣仁醫院、西京醫院中共黨支部負責人李益民在崔廷儒的安排下，組織我母親和胡秀英、劉世杰、翟碧文等，給從抗日前線送到西安的傷病員義務就診，并為傷病員唱《義勇軍進行曲》等革命歌曲。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變以后。全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初步形成，西安民眾抗日熱情倍加高漲，時任西安廣仁醫院副院長的羅錦文和看護員蘇道理，奔走于同仁醫院、省立醫院和培華職業學校間，與崔海潮、呂書林、呂英杰、胡秀英（胡敏）、羅惠文、曹民哉、閻玉珍等，商討醫務工作者抗日救國之良策。1937年7月7日，盧溝橋邊的炮聲，震撼了中華大地，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全面爆發，抗日怒潮席卷全國。當時，羅錦文與同仁加強聯系，加快了西北青年抗日前線救護隊的組建工作。經羅錦文發動，母親和胡秀英積極響應，還聯系了省立醫院翟碧文等人一起參加了西北青年抗日前線救護隊。
舅父呂書林，在西安廣仁醫院工作。當年他和洛南鄉黨崔海潮一同到省立醫院，與胡秀英、趙玉蓮、呂英杰、翟碧文等商談組織抗日前線救護隊之事，母親和胡秀英等異口同聲地說，上前線搞戰地救護誰還不愿意，我們早與羅錦文聯系好了。當得知妹妹早已報上名后，便問：“參加救護隊上前線是很苦的，甚至流血犧牲，你怕不怕？”“你們不怕，難道我就怕嗎？”兄妹為能一同上前線十分高興。
1937年8月后，羅錦文又分別寫信給廣仁醫院同學，時在洛陽白馬寺一四六后方醫院從醫的崔海潮、陜州二十六后方醫院的曹民哉、羅惠民、駐涇陽三十八軍留守處醫生荊璞、董志俠和時在三十八軍教導團四連任文書的羅惠文等人，要求他們返回西安，到抗日前線去。崔海潮等收到羅錦文的信后，便紛紛棄職返回西安，和西安的同仁一道開始了西北青年抗日前線救護隊出發前的準備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