還有一點，就是我們現在過于看重和依賴文字對圖畫的闡釋了。其實視覺語言更加直接一些。

　　記者：評論家們說，西方看待中國當代藝術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作品的政治背景解讀，如果真的抽掉了政治背景，中國當代藝術還能留下什么？

　　方力鈞：無論中國還是西方，政治是一個不可能回避的問題。對于個人來說，政治的裹挾是不可能躲避的。不是光在中國，戈雅之于宗教裁判所，米開朗基羅之于美第奇家族，都躲避不了。

　　記者：更年輕的一批藝術家是否沒有那么多的時代背景，更個人化？

　　方力鈞：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作畫的，體制就是那樣的，當你通過努力證明了你是可以存在的，可以表達你的想法的時候，一定會有第三方跳出來說，你們兩個(編者注：指體制化的和故意反抗體制化的)都不是我們想要的。如果第三種出現，能存活下來的話，第四種、第八種，都會陸陸續續出現。從話語的權力上來講，早一點做這個事情的人，是自掘墳墓，后來更加自由環境中的人會把之前人們的努力掩蓋掉。你說的年輕藝術家一出手就和別人不一樣，這其實是讓我們欣慰的一件事情。

　　更多的掙扎只能毀滅得更快

　　記者：現在體制開始認可當代藝術，包括你們加入當代藝術院，外界說你們是回到體制內了，你同意嗎？

　　方力鈞：自由本身就意味著可以有各種選擇。社會里有少數人不知道為什么就非得見人就咬，這樣做會很不得人心。再說，那研究院也不是一個實體，不給發工資，不下達創作任務。

　　記者：你一直在說你沒有興趣和能力去承載社會價值，這是你“去崇高化”的一種姿態，還是真的這么想？

　　方力鈞：我不相信所謂有承載社會價值想法的人，真的能創造出他想象的那種有社會擔當的作品。這是一個特別有意思的話題。當你真正覺得自己就是救世主，你連個體的生命都不尊重的話，你的作品會是什么樣的？對我來講，我就是完全以個人化的，個人體驗為出發點進行創作的。

　　記者：在你看來，藝術家有他的基本職責嗎？

　　方力鈞：每一個藝術家都有自己的判斷，我沒權力去規定別人。我不一定要去做一個對立面。當然，在某一個時間段，做對立面是你唯一的職責，比如在文革的時候。而在目前的情況下，你需要分清，哪些東西是真正有價值的。有一些東西有欺騙性，令人眼花繚亂，稍不留神就會陷入誤區。

　　記者：那么你覺得所謂知識分子的意識和社會擔當是重要的嗎？

　　方力鈞：對于知識分子的擔當能改變這個世界，我是比較悲觀的。很難說以積極的態度對待，就是一個積極的結果。在不適合的情況下，更多的掙扎只能讓自己和集體毀滅得更快一些。（中新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