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于預見、預測和預言之類，我一向有些膽怯，因為我從經驗中發覺，事物的發展演變很難被人確切地把握，無論是理性的尺度還是思維的推論，總有其無可避免的缺陷。大到社會運動，小到個人的日常經歷，必然性和偶然性，規律與變異，水的作用更大并更具有影響力，我想一切人為的結論都不會是完整的。但是我不是懷疑主義者，用羅素的話說，懷疑主義是懶人的把戲。我愿不斷追究，在一些具體的事物上獲取觀察的結論。當有人把這個命題交給我，第一個感覺是茫然，接下來依舊是茫然。中國需要什么樣的美術形態？好多天來我把頭都想痛了，真的，我實在無法說出一個東西來，這方面我簡直不自信到了極點。因為我的一貫觀點是多元化和多樣性，尤其在中國這樣的國度，被一種一律的一元的東西壓抑和控制得太久了，一大堆不死不活的權威高高在上，像一座撼不動的金字塔，將文化的生氣、藝術的生氣剝奪得精光。因此現在沒有別的，個人的、多元的、多樣的和自由的東西才是我們值得去維護的，在此之外，我難以說出其他什么。請注意--這么做，并不是表明我沒有傾向性，我有而且有時候還很強烈。多元化和多樣性僅僅是背景，提供給我們寬容的和寬松的氣氛，是一種大的和活的生態環境，有了它，藝術家和批評家就有了自由發揮和自我肯定的機會。
換句話說，肯定多元化和多樣性并不表明我們的胃口變成了一只口袋，把一切雜物一古腦地往里裝。正好相反，在這樣的背景下，才談得上堅決的肯定和徹底的否定，因為肯定也好否定也好，都只是個人的角度和立場，只代表個人的觀點。引用西方人的一句名言就是--我反對你的觀點，但是誓死捍衛你發言的權利。在最近的一次會議上，我仍然感到許多人思維的陳舊和僵化，動不動表現出真理在握的模樣，他們躲在真理這個上帝后面，看不到他們自身的面目，開口閉口責任道義和理想，開口閉口民族國家的尊嚴。我的發言是，沒有一個國家的藝術家有中國的藝術家那樣沉重，那樣痛苦，似乎中國的藝術家天然地擔負著振興國家和民族藝術的歷史重任，一個美國的或歐洲的藝術家在從事藝術活動時不會這么考慮，他的藝術不是為了振興什么，而僅僅是個人的自由的活動。就如周樹人的弟弟說的，寫作首先面對的是人，背后才是國家的和民族的。很長時間內，我們被那種清一色的觀念和論調弄得情緒壓抑心情灰暗，從為政治服務到為錢袋服務，存在一根非常清晰的線索，既然中國需要國際化、全球化，那么誰能“化”我們，我們就急急忙忙奔著誰去--如果這是一種宿命，只能像阿Q那樣罵一句“媽媽的”了。
我們的“需要”什么和“實際”是什么之間落差很大，需要是愿望，實際是現實，愿望可以彌補一些現實，但是就根本而言，現實是大于愿望的。譬如--我們需要做老大，需要別人來朝拜，以裝點我們老大帝國的面子，而事實上我們是可有可無的配角，我們看別人的眼色行事，我們是“他者”，是“被看者”和“被選者”。是啊，這種情況是不能容忍的，堂堂中國的藝術怎么能夠落到如此地步呢？結果是，討論藝術本身變得不重要了，因為討論再多也是無濟于事的，這種情況下，嚴肅的探討幾乎是空谷足音，有的只是急功近利和投機取巧，是如何“化”到“國際”上，被承認和哄抬。
一位批評家在一次發言中對20000年上海雙年展大肆贊揚，聲稱，這是中國的前衛藝術從底下第一次走向官方美術館，具有了合法的身份，他的言下之意最明顯不過，只有通過合法化，才能使中國的前衛藝術被普遍認同。毫無疑問，上海雙年展在整個官方展覽中屬開放前衛的，但是我根本不相信這是當代藝術的合法化。這位先生可能弄倒了，關于合法化的問題，大家一向被蒙蔽得很深，官方是合法的，前衛藝術是非法的，這是一條定律。現在官方美術館終于接納了前衛藝術，不僅接納，而且還投入了人力、物力，將其當做了一塊耀眼的招牌，這在很多人眼里是一件值得令人慶幸的事，我不否認，前衛藝術在現實中的尷尬境地有所好轉應該說是件好事。譬如，各地的三年展、雙年展層出不窮，官方在威尼斯雙年展上設立國家館，傳媒不再視為洪水猛獸，許多曾經被悶在水下的藝術家、批評家開始登上國家的舞臺，進入了官方的盛宴，可以揚眉吐氣彈冠相慶了。這樣的合法化，對于中國前衛藝術本身是否有力？正如有的批評家不無擔心地指出，當代藝術在國家化之后，其銳氣、對抗性、批判性和前衛性能不能繼續有效地保存，這是個較為嚴肅和嚴峻的問題。在我看來，國家接納和承包的前衛藝術是有選擇和有條件的，而前衛藝術，在它的前進道路上，除了它自身作為前提之外，沒有任何被選擇和被限制的條件，其唯一的條件，是藝術史的無情刪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