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老百姓關心的熱點問題，官員的腐敗、房價物價高漲、社會機制的不合理等等在收視率最高的春晚中無一敢被提及。在有票能進現(xiàn)場的觀眾里，說不定就坐著編劇導演們不敢諷刺的對象。

　　“春晚整體氛圍是喜慶的，人們懷著期望準備樂。‘年三十晚上死頭驢，不好也得說好。’諷刺誰，都不合適，要避免得罪各個階層”。崔凱說破了春晚小品為什么難寫，又難樂的根本。

　　不能不說的“審查”

　　“諷刺”幾乎是春晚小品自誕生起的“原罪”。這個時代需要的是辛辣諷刺。相對悲劇把有價值的東西毀滅給人看，喜劇則是把沒價值的東西撕開給人看，但節(jié)目審查者對這些要被撕開的“東西”是畏懼的。

　　“開心麻花”在北京話劇市場已有10年歷史，公司總經(jīng)理劉洪濤告訴《中國新聞周刊》，此前曾參加過一屆央視春晚的小品創(chuàng)作，但花費了時間和心力之后，被斃掉了。之后，他們不太愿意再進入這種嚴格繁瑣的審查程序，耗費無謂的時間。2011年，當龍年春晚劇組給他們發(fā)出邀請時，他們一開始并沒接受。后來是導演組負責語言類節(jié)目的導演親自去公司請他們，他們才答應再試一下。

　　相比22年前，新人趙本山可沒這樣的待遇。還未登上春晚舞臺，趙本山就被要求“改掉東北方言”，即使已經(jīng)大紅大紫的趙本山也依然每年為劇本煩心，他身后有一個龐大的創(chuàng)作團隊，每年拿出三四個劇本供春晚劇組選擇，也依然難有滿意之作，他自己都不記得在審查中一共被要求改過多少遍。“二大爺”“忽悠”這些事后的流行詞當年都是冒險闖關。

　　應該說，春晚的“審查”伴隨春晚誕生那天起就開始。1983年王景愚春晚上表演的《吃雞》曾在1963年在北京飯店舉行的元旦晚會上公開表演，周恩來和陳毅看了笑得直流眼淚。但“文革”中，《吃雞》受到了所謂的“笑里藏刀”的批判。這也讓“審查”成為春晚的必備環(huán)節(jié)。

　　1984年陳佩斯、朱時茂的《吃面條》在開播前兩個小時還沒通過審查。曾深入采訪2012年春晚劇組的一位記者對《中國新聞周刊》說，其時在市面上的電影、舞臺劇等喜劇作品都還有頗多限制的情況下，春晚作為一臺國家晚會，有更多要求也有其苦衷。

　　時間過去近30年，中國的社會生態(tài)早已發(fā)生變化，但春晚語言類節(jié)目一邊排練一邊按審查要求改詞的傳統(tǒng)沒有改變。在趙本山的小品只剩下諷刺江湖術士的“忽悠”、其他小品只剩下“妻管嚴”笑料的時候，人們更懷念當年諸如《牛大叔提干》里的“扯蛋”、《打撲克》里的“小秘管領導”、《拜年》里的“下來了，因為啥呀，腐敗啊！耗子給貓當三陪——賺錢不要命”，那種會心又舒心的深刻諷刺。

　　“天才”演員逐漸離開

　　小品出現(xiàn)在缺乏喜劇的年代，給那個社會禁忌頗多的時代帶來了久違的笑聲。在小品后續(xù)乏力、青黃不接的當下，人們開始懷念陳佩斯、朱時茂、趙麗蓉、趙本山、宋丹丹、黃宏等同臺演出、群星云集的年代。從1984年央視第二屆春晚上，陳佩斯和朱時茂的《吃面條》異軍突起，到今天急轉直下，小品用了不到30年，與相聲這種近百年的藝術門類相比，小品似乎還沒長熟就開始面臨衰老。

　　多次擔任春晚語言類節(jié)目總統(tǒng)籌的王寶社說，以前和趙麗蓉討論小品的創(chuàng)作和表演之難，趙麗蓉就說，小品需要演員有“打閃紉針”的那種能力，說的是能借著閃電的光把線穿過針眼，即一種表演的天分和爆發(fā)力，而擁有這種能力的演員非常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