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院子弟的怕與愛

　　“我跟他，一個大院出來的。”似乎是很多京籍成功人士的口頭禪，大院是社交圈，是身份象征。大院子弟是同學、同僚、同床、同席、同襟這樣人情關系網密布的中國社會姻親關系的縮影，基于特殊的成長環境，父輩們的功勛與經歷，子弟們戰友一般成長于共同的環境下，也塑造出了大院子弟人格之中的共性。這里將以闖蕩在娛樂圈的大院子弟為藍本，由他們的過往案例、語言行為以及影視作品中對他們的表現，來總結分析大院子弟這一歷史特殊人群的特點。

　　紅色情結

　　生在紅旗下，長在紅旗下，紅色情結是很多大院子弟一個依然不過去的坎兒，因為正是父輩的紅色身份，他們從全國各地走進首都或降生在首都，度過童年、青春期。從小在大院摸爬滾打，父輩多是不大不小的掌權者，他們從小就以為自己是偉大事業的接班人，很多人都崇拜毛澤東，都覺得自己在新一輪的世界大戰中鐵拳橫掃，能成為戰斗英雄（見《陽光燦爛的日子》里馬小軍獨白）獻身拯救全人類的偉大事業。

　　大牌如姜文導演，電影大鱷王中軍，收藏家馬未都等人，雖然都功成名就，但都在精神上崇拜毛澤東，甚至姜文自己都想演一次偉大領袖，革命還是一個讓他們念念不忘的亢奮詞匯。一部分人還有紅歌、主旋律情結，像葉大鷹、馮小寧自己本身就是這些紅色藝術的生產者，這也就能揣摩，崔健習慣戴的那頂帽子也許不僅僅是一種搖滾叛逆和政治波普，也有潛意識里面大院子弟紅色意識的綿延。

　　馮小剛

　　投機意識

　　大院子弟的青春期，在冷戰格局和“文革”渲染中，他們以為可以去戰場上大練身手，建功立業，接過父輩的班，指點江山，揮斥方遒。迅速到來的改革開放，打破了他們這種戰爭英雄夢，卻讓他們最早看到外面世界和物質世界的誘惑。腦子轉得快的，紛紛留學鍍金、創業、投資，紛紛利用父輩的特權、人脈關系網，搶先跑馬圈地進入各個資源領域，在以投機、官倒聞名的80、90年代，他們已在各行各業立下自己的山頭。

　　今天的地產、能源、交通、娛樂等各個領域的民營資本的大鱷，凡有大院子弟經歷的，在創業之初的80、90年代，有幾個不是聞風先動，占了政策便宜，搭了順風車，通過決策層的人脈，搶了市場先機，近水樓臺先得月的？直至今天，在一些普通民營資本難以觸及的曖昧領域，還有多少人的圈地運動依然靠著大院子弟血統積攢來下的人脈與資源。

　　身份優越

　　他們是1949年后的新北京人，從小的話語體系、人生經歷異于常人，講著京腔卻和土生土長胡同里平頭百姓有本質區別。他們是各種時髦事物的嘗鮮者，哪怕在全民封禁的年代，他們可以帶著“批判”的名義，通過父母關系、單位便利看內參片，借閱禁書，偷聽敵臺，所冒的風險大大小于普羅大眾。

　　按時間順序推演，一些學者歸納認為，大院子弟的人生經歷分成“文革”受害者（參與者）、回歸者、改革者、頑主四個階段，這四個階段事實上都和出身血統、文化壟斷、特權享受等休戚相關，而在80年代的暴發戶輩出，90年代以來文化盜版事業普及，新世紀以來互聯網全球化以來，大院子弟已經到深藏功與名的階段，馮小剛的發飆并不能代表大院子弟現狀，而當年的“紅小兵”、“紅衛兵”陸續出來道歉倒是一個優越感緩解，從點將臺上下來的一個信號。

　　蠻霸好斗

　　大院子弟就像王朔小說里電影一樣“動物兇猛”，因為在鎖閉的環境長大，讓他們一定程度上是與大社會隔離了，在備戰、備荒、批斗、揭發的“文革”環境中摸爬滾打，身份優越讓他們很難冷靜觀察、優雅從容，他們的統治欲、支配欲，在封閉年代體現為軍事化崇拜，文攻武斗派系英雄崇拜，而在商業年代，就是“高端大氣上檔次”的土豪崇拜，資本炫富與資源壟斷兩兩相望，在宛如自家后院的市場橫沖直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