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美國經濟學家保羅·克魯格曼近期撰文稱，中國已經進入劉易斯拐點，將導致中國經濟“碰壁”。
中國經濟發展是否已迎來劉易斯拐點？《經濟參考報》記者近日分赴十余省份發現，在城鄉二元結構和農民工市民化遇阻的制度壁壘下，從狹義的劉易斯拐點理論看，我國正在步入拐點階段。拐點的雙面效應日漸明顯：一方面，廉價勞動力的獲取越來越難，企業人工成本持續攀升，對經濟發展速度產生負面影響；另一方面，人口紅利漸失加快推動企業轉型升級步伐，對經濟結構調整起著倒逼作用。
本報從今日起推出“拐點與轉型”系列報道，探訪勞動力市場供求現狀，求解中國加速跨越拐點之策，敬請關注。
“終于看見一個年輕人了。”在四川省仁壽縣的幾個村莊采訪近3個小時，記者終于遠遠看見一個光著膀子的“年輕人”，興奮地指給隨行的鄉鎮干部看，走近一看卻也已是兩鬢斑白的中年人。少了年輕人的村莊顯得格外靜謐，偶爾能聽到幾聲雞鳴狗吠。
《經濟參考報》記者近期在浙江、廣東、河南、安徽、四川、貴州等東中西部10余省份走訪時看到，農村青壯年剩余勞動力所剩無幾，“用工荒”現象已從東部蔓延至中西部地區，各地爭奪勞動力“白熱化”，農民工工資普遍快速上漲。
這一趨勢還將繼續加劇。據人社部官員稱，盡管我國勞動力總量充沛，但勞動年齡人口數量下降是必然趨勢，預計2020年至2030年，每年減少近800萬人，2030年后每年減少830多萬人。
供求反轉：勞動力輸送甲乙方角色顛覆
勞動力特別是農村廉價勞動力供給出現短缺是劉易斯拐點到來的重要標志之一。當前，“用工荒”開始從沿海地區向中西部蔓延，東部和中西部勞動力輸送轉移的“甲方”和“乙方”角色逐漸被顛覆。
“以前只要在公司廠門口貼個廣告，就有很多農民工應聘，現在主動出去招聘都很難。”浙江省溫州市法派集團有限公司人事經理曹喬喬說，該公司用工缺口達1/3。據浙江省人社部門統計，浙江超過1/4的企業存在缺工情況，企業“用工難”“用工貴”問題日益突出。
“招工大市”廣東東莞的人才市場如今門庭冷落。《經濟參考報》記者在廣東省東莞大京九人才市場看到，在貼著滿滿招工啟事的廣告板前，很長時間看不到應聘者的身影。
中西部地區用工也出現由富余到短缺的轉折。“我們從以前的勞務輸出大縣變成了現在的用工短缺大縣。”河南省漯河市臨潁縣人社局副局長周紹哲說，臨潁縣最高峰時曾勞務輸出20萬人，現在勞務輸出人數降到了10萬人左右。
“十年之前我們組織招聘，農民交錢都愿意來，現在你給他錢，他也許都不來。”安徽省阜陽市臨泉人社局勞務經濟辦公室主任黃河說，縣里連續4年組織農民工招聘會，每次提供四五千個崗位，但招到的人寥寥無幾。
安徽省人力資源與社會保障廳廳長劉莉說，缺工成為全省普遍現象。宿松、滁州等市縣多次到省人社部門強烈建議引進外勞。此外，四川和貴州等西部地區也出現局部用工短缺現象。
隨著“用工荒”向中西部地區蔓延，沿海招工企業和政府從中西部地區昔日的座上賓，如今吃起了“閉門羹”。
“以往東部地區來招工，我們很熱情，包吃包住包服務。”安徽人社廳就業促進處副處長呂泉說，“到了2011年，你來不來招工無所謂，現在很多市縣都不歡迎不接待招工企業了，甚至連攤位都不提供。”
四川省仁壽縣人社局副局長林金華說，仁壽縣原來在沿海等地設立了一批勞務輸出的辦事處，這兩年部分辦事處已經停止運轉，仍在運轉的主要幫助農民工維權，不再承擔主動向當地輸送農民工的任務。
與此同時，中西部地區逐漸采取“回引”措施進行“出口轉內銷”。河南省和四川省分別于前年和去年出現農村勞動力省內轉移高于省外輸出的歷史性轉折。安徽省正把皖江18個用工多的縣和皖北14個勞動力豐富的縣進行“兩皖對接”，把農民工留在本省。
部分東部企業為了“搶人”，甚至采取一些“非常規”手段。據貴州省遵義縣人社局就業局副局長溫德松介紹，去年一家浙江紡織企業以在遵義縣投資80億元為條件，要求當地政府替其招聘5000人。遵義縣千方百計給這家企業輸送200多人后，承諾的投資卻不見蹤影，溫德松說，企業的目的根本不是投資，而是攬人。
存量“探底”：“蓋房上梁的人都沒有了”
面對日益蔓延的“用工荒”，農村剩余勞動力究竟還有多大的“接續”空間？記者在中西部人口大省的農村地區走訪發現，農村青壯年剩余勞動力已經所剩無幾，存量挖掘和轉移難度日趨加大。
由于青壯年勞動力普遍外出務工，農村留守婦女、留守兒童、留守老人“三留現象”現象嚴重 。 四 川 省 仁 壽 縣 始 建 鎮 鎮 長 李 建 忠 說 ， 該 鎮1 .72萬勞動力中的九成以上都外出務工，60歲的老人還是種地的主力軍。《經濟參考報》記者在始建鎮文武村看到，89歲的蘇少榮老人還在曬稻谷。“40歲以下的勞動力在村里找不到幾個，蓋房子上梁都湊不齊人。”始建鎮東風村黨支部書記楊俊文說。
安徽省臨泉縣韋寨鎮韋周村300多人，60歲以下的勞動力只剩下41歲的村干部韋小莊。河南省固始縣郭陸灘鎮太平村黨支部書記吳興民說，全村3500多人，外出打工的占六七成，“60歲以上的現在也算‘勞動力’，要不然沒人干農活”。
記者在貴州省關嶺布依族苗族自治縣新鋪鄉的集市上看到，趕集的大部分都是婦女、老人和小孩。新鋪鄉巴茅村村支書周玉明說，全村勞動力500人左右，外出打工的就有400多人，“村里想找到一個年輕人，難！”。
貴州省就業局局長徐海濤和四川省人社廳農民工處處長曹慶表示，目前農村勞動力轉移就業增速放緩，農村剩余勞動力數量開始下降。
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就業促進司司長劉丹華說，盡管我國勞動力總量充沛，但勞動年齡人口數量的下降是必然趨勢。預計2020至2030年，每年減少近800萬人，2030年后每年減少830多萬人。
記者采訪發現，存量閑置浪費進一步加劇了勞動力短缺。部分在外打工的農民工由于無法解決戶籍、住房、社保、教育等問題，被迫過早離開勞動力市場返鄉。在溫州打工的安徽省六安市農民工程先峰說，前些年他們家族在溫州打工的有四五十人，過年能擺幾大桌，現在只剩下十個人，大部分由于孩子上學等問題無法解決，陸續返回家鄉。
河南、四川、貴州等地人社部門均表示，目前閑置勞動力大多年齡偏大、文化和技能偏低，且以45歲以上中年婦女和55歲以上男性群體為主，再次轉移就業開發難度較大。
人工上漲：劉易斯拐點已然到來
在“用工荒”蔓延、剩余勞動力“探底”的驅動下，近年來農民工工資持續上漲，企業用工成本不斷上升。從“只要有活干就行”到“工資太低我不干”“議價權”逐漸從企業向農民工傾斜。
“以前農民工有活干就算增加收入，但勞動力短缺后農民工對工資福利方面的要求大大提升。”據蔡昉介紹，2004年出現“民工荒”后，農民工工資年均增長速度達到12%，上漲趨勢不斷加快。國家統計局統計顯示，2011年外出農民工月均收入首次突破兩千元大關，同比增幅達21.2%。盡管去年經濟增速放緩，但農民工月收入同比仍上漲11.8%。
在沿海地區，地方政府和企業對用工成本上升的感觸尤為強烈。浙江省就業服務管理局局長政策綜合科科長陳根元說，加薪已成為企業招工的主要手段，企業“用工貴”問題日益突出。浙江省人社廳的一份最新調查數據顯示，最近幾年浙江省農民工工資年均增長10%以上，目前一半左右的農民工月均收入2500元，四分之一的農民工月均收入3000元以上。
中西部勞動力成本低的優勢也在逐漸消弭。中西部農民工工資不斷上漲，與東部地區的差距縮小。國家統計局統計顯示，在東中西部務工的農民工月收入差距已經縮小至30元左右。
“這五六年農民工工資水平翻了一番。”河南省漯河市臨潁縣產業聚集區人力資源服務中心主任崔鵬飛說，2007年一家澳門的紡織企業從沿海搬至臨潁縣產業聚集區，員工月工資當時僅有400多元，“現在我們這兒工資一漲，這個企業又撤走了”。
“現在老板成了‘孫子’，員工對工資待遇不滿意就走了。”河南固始居一機械有限公司負責人楊恒國說，除了加工資，降溫費、綠豆湯、宿舍衛生間空調等福利都要盡量給工人安排好。
《經濟參考報》記者在多地勞動力市場采訪發現，農民工與招聘企業對工資“討價還價”程度激烈。正在成都市九眼橋勞動力市場招聘普工的四川川桂陽光紙業有限公司副總經理李正軍說，成都市前幾年普工月工資才1000元出頭，現在沒有兩三千元很難招到人，經過一番“拉鋸戰”，農民工對李正軍提供的1800元的月工資并不感興趣。
新生代農民工對工資待遇的要求更為敏感。貴州省遵義縣三合鎮冷水村22歲的農民工龔前立去過浙江打工，干了幾個月就回家了。“一個月工資才兩千多塊，還不夠自己開銷呢。”現在龔前立在本地干水泥工，每個月打零工也能掙上四千多元。
記者采訪發現，盡管我國目前仍有9億多勞動力，包括2 .6億多農民工，勞動力總量依然充沛。但農村青壯年剩余勞動力加速“探底”，存量的轉移難度加大已成事實；“用工荒”蔓延加劇，農民工工資、勞動力成本持續上升則持續多年。立足這樣的社會經濟現實，尋找“穩增長調結構”良方迫在眉睫。
(本版稿件由記者王暉余、胡蘇、宗巍、楊一苗、李亞楠、王子辰采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