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早期漢字中，“國”寫作“或”。據(jù)許慎的《說文》，“或”有三個組成部分：口（wéi，城）、一（疆界）、戈（武力保衛(wèi)）。“或”證明中國的國家早期形式是武裝城邦，以武立國。在諸侯國之上還有王朝，即天下。“域”字的本意也是邦國，比“或”多加了一個“土”。后來，在“或”的外面套上一個“口”，即又一層邊界線，這就是一直用到1950年代的“國”字。“國”字的出現(xiàn)表明城邦的疆界已經(jīng)擴大，由國向外擴展到野，為此需要建立更大的防御圈。
在古代，“中國”是一個地理和文化概念。至少在周初就已經(jīng)有了“中國”。1965年，在寶雞賈村出土了一件青銅器“何尊”。銘文有“則廷告于天，曰余其宅茲中或”。其中的“或”即“國”字，那時還沒有加上外層防御圈（或+囗=國）。“中或”即“中國”。與此類似，古埃及的象形文字也把法老的名字放在“口”（cartouch，形狀介于方框和橢圓之間）中。何尊是目前有關(guān)“中國”的最早實物記載，制作時間在周成王五年（約公元前1038年）。銘文中的“宅茲中或”證實了《尚書大傳》關(guān)于周公營建洛邑的記載。洛邑在“中或”，位于西周都城鎬（在今西安西南）的東方。“中或”指殷的統(tǒng)治核心地區(qū)中原，新建立的周朝需要在那里顯示足夠的力量。何尊銘文顯示，那時“中國”已經(jīng)有了宗教和政治含義。據(jù)有中國表明獲得統(tǒng)治天下的天命，因此，周公營建洛邑要“廷告于天”。許倬云在《西周史》中說：
天命只能降于居住“中國”的王者，這個觀念，是中國數(shù)千年政治史上爭正統(tǒng)的理由。……甚至“中國”一詞，在中國文化中有極重要的意義。而其淵源，也當在何尊所代表的周初受命思想。
受命就是接受天命。“得中原者得天下”并不僅僅是地緣政治的含義，也表示獲得天意支持、獲得正統(tǒng)地位。在周成王五年之后，“中國”出現(xiàn)的次數(shù)很頻繁。在2800多年前，《詩經(jīng)·民勞》有：“民亦勞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惠此中國，以為民逑。”“惠此京師，以綏四國。”“惠此中國，俾民憂泄。”“惠此中國，國無有殘。”這5個句子出自同一首詩。“京師”或“中國”都指“王畿”，是天子直轄的土地，是統(tǒng)治中心，與“四方”、“四國”相對應(yīng)。四方或四國就是四方諸侯。《詩經(jīng)·蕩》寫道：“女（汝，指周厲王）糓?（咆哮）于中國，斂怨以為德。”以上這兩首詩都作于西周末年周厲王（約前877-前841在位）時期。
“中國”的范圍是有限的，專指京畿一帶，東周時以洛陽為中心。春秋時，晉國還不在“中國”之內(nèi)。《春秋·僖公二十八年》說：某人“自晉復(fù)歸于衛(wèi)”。《?梁傳》解說道：“復(fù)者，復(fù)中國也。”衛(wèi)國屬于中國。又，孟子說，舜是東夷之人，文王是西夷之人，相距千里，相去千年。他們“得志行乎中國，若合符節(jié)。先圣后圣，其揆一也”。（《孟子·離婁下》）孟子還沒有把舜和周文王當作中國人。兩個圣人得志后把統(tǒng)治中心設(shè)在中國，法度（揆）是一致的。
在新石器時代晚期，中國現(xiàn)代版圖上的各個地方都出現(xiàn)了文明的曙光。從遼寧到浙江，各地新石器時代文化有共同點，如對玉的珍重、對龍的崇拜。大概因為相似性，中國在文明的早期就有了天下一家的思想。大禹統(tǒng)一中國之后，今天河南的黃河附近成為統(tǒng)治中心，邊緣地帶也得到安排。據(jù)《尚書·禹貢》，禹劃分九州，又以王畿為中心，把土地劃分為甸服、侯服、綏服、要服、荒服。每服的寬度是500里。五服的文明程度向外漸低，承擔的責任也減少。其范圍“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聲教訖于四海”，然后，“禹錫玄圭，告厥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