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是作家重點關注的對象。余一鳴現在仍是一所學校的教師，得天獨厚，總能找到一些其他作家沒有的特別角度，去觀察教育界的千奇百怪。他的中篇小說《種桃種李種春風》將教育體制與親情倫理，以及貧富差距的社會問題等交織在一起，看到可怕的教育體制是怎樣左右著人們的，從老師到學生，再到家長，到社會各級領導，都在圍繞這個可怕的教育體制團團轉。小說中的老陳書記說，中小學在孩子身上埋下的病毒終將伴人一生。這是一位長年在中學當老師的作家發自肺腑的感慨。畢飛宇近些年也寫了好幾篇反映教育問題的小說。他的短篇小說《虛擬》同樣是把教育放在整個社會文化的蛻變背景下來講祖父的故事的。祖父一生奉獻給了教育，他滿足于“桃李滿天下”的成就感。但當他去世后，并沒有出現花圈鋪天蓋地的期待。畢飛宇準確地抓住現實中的一個場景，揭示了當代社會的情感冷漠和信仰消失的可怕程度。女真的短篇小說《兒子上樹》則是通過孩子反常態的行為，給司空見慣的教育常態扔進了一顆石子，激起浪花，其構思另辟蹊徑。

　　關注精神現象

　　文學抵達現實的縱深處，在很大程度上是指作家對精神現象的關注和揭示。

　　精神現象始終是蔣韻的關注重點。她在中篇小說《晚禱》的創作談中說，她“想寫罪與罰，想寫不可救贖不可赦免的某種決絕承擔”。小說主人公有桃因為不能原諒自己小時候的一次過失，一生都在折磨自己。癌癥晚期的有桃來到法國鄉村的小教堂。教堂晚禱的鐘聲感動了有桃，她面對神壇說出了內心的秘密，也就放下了心中的石頭。蔣韻的意象來自法國畫家米勒的著名油畫《晚禱》，畫家將宗教的神圣感融入到土地和勞作的日常生活之中，有一種令人倍感親切的神圣感。也許正是這種意境觸發了蔣韻的寫作靈感，她讓她的人物最后獲得了這樣一種日常生活中的神圣感。

　　弋舟也是一位追求精神性的作家。他以劉曉東為主人公連續寫了三部中篇小說，從《等深》到《而黑夜已至》，再到《所有路的盡頭》，弋舟以劉曉東為線索，幾乎書寫了一代人的精神史。《所有路的盡頭》中有個詩人尹彧，“代表著一個時代和一種價值觀”。但邢志平在女友尚可所寫的《新時期中國詩歌回顧》中找不到尹彧的名字。他被告知，尹彧當年的詩“不足以進入文學史”。我想，這應該是作者弋舟在這篇小說中最核心的隱喻——一個理想的時代，一個讓整整一代人熱血沸騰的時代，卻輕易地被當代人從歷史中抹去。

　　塑造人物仍然是中短篇小說的重要藝術表現手段。石一楓的中篇小說《世間已無陳金芳》寫了一個鄉下女孩在城市跌宕起伏的人生，塑造了一個具有時代特征的典型人物。石一楓戲謔地講述陳金芳的暴富，卻并沒有因此糟踐這個人物。相反，他指出了這個人物的可憐之處。陳金芳“只是想活得有點兒人樣”，這是一個很淺顯的生存哲學，或許也是最大眾化的生存哲學。但這個社會不斷變著花樣提供“人樣”的標準，陳金芳就是被社會的標準不斷地推搡著止不住步，她不清楚自己該是什么“人樣”，終于失去了自我。這大概就是石一楓給小說取了這個名字的用意吧。須一瓜的中篇小說《老閨蜜》中的兩個老太太活靈活現。作家以小見大，從日常的瑣碎入手，揭示出普通人的空虛無聊的社會心理狀態。